消极不正义：如何变成一个坏公民(5)

我们姑且认为，这位经理毕竟是被雇来负责这家超市平稳有序运营的，并且她可以在意识形态上为自己的行为作有效辩解。因此，她把被找错钱的顾客打发到了鲁里坦尼亚消费者小额索赔与投诉法院。法院拒绝立案，因为它不受理所涉金额低于5美元的案子。这一做法与原初正义相一致，因为鲁里坦尼亚人在最近一次选举中明确了这一立场：他们不想雇佣额外的公务员来提供管理服务，而是要用税收收入来修建新学校和污水处理设施。在这个国度，教育和健康确实很受重视。但对那位顾客——一位贫穷且年老的公民——来说，2.5美元是一大笔钱，他当然有充分的理由觉得自己遭到了每一个人的不正义对待。他们都在打发他。
谁是最不正义的呢？与其他人不同，收银员和旁边那个默不作声的顾客完全没什么可辩解的。在这个故事里，那位顾客单纯就是个公民，她没有与之(即站出来仗义执言)相冲突的义务。她的消极不正义程度最深。我们必须根据经理的职责来评估其逃避行为(即不去回应顾客的投诉),但她的意识形态立场并非完全不值一提。法院没得选择，只能那么做。它不只是在服从命令，它的做法符合一个民主机构所应有的表现。在这些旁观者看来，这当然只是一起不幸事件。他们对收银员搞出来的不正义毫无办法,也无法回应这个贫穷的顾客。这一切最初是不正义，随后却变成了倒霉之事。霉运！事实上，所有这些人都可以跨出自己的“游戏”规则，多少回应一下这位顾客的投诉。他们都是消极不正义者。那位公民(指排在后面的那个顾客)站在那里什么都不做，经理认为社群比正义更重要，甚至那位负责接待起诉人的法院工作人员本也能够以私人身份和那家店的老板说上几句。
从这一极为普通的事件中，我们只能得出两个可能的结论:我们并不像自己说的那样关心正义，(相比正义)我们其实更愿意选择沾染不正义的和睦与多样性(diversity)；如果要显著减少不正义，那就必须对每个公民进行大量且有效的公民美德教育。既然我们更喜欢自由而非这一愿景(即公民教育),那么这样说就不算偏颇：我们选择了不正义，包括消极的和积极的；我们把大量精力花在为自己不可胜数的不正义行为找貌似有理的借口上。这类伎俩中最常见的就是将不正义重新定义为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