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极不正义：如何变成一个坏公民(4)

我们且以一个被超市收银员找错零头的顾客为例。收银员少找给他2.5美元，对他来说这点钱相当可观。他提出了抗议，但收银员拒不理睬。收银员的行为当然属于积极不正义。排在该顾客后面的女性顾客这时如果不介入的话，就陷入了消极不正义，她也实在没啥可辩解的。她的动机既可能是厌世(misanthropy)，也可能只是赶时间，但具体动机为何并不会改变这一事实：她无需面对任何危险，但却什么都没做。有可靠的经验证据表明，如果排在那位顾客身后的只有她一个人，那她可能会出来干涉，但如果周围还有其他人，她就会什么都不做，部分原因是怕惹人注意，还有部分原因是她指望会有人站出来承担这一责任。在这种情形中，大部分人都完全明白自己在做什么：他们正在纵容不正义，但就是无法促使自己行动，即便他们占据着最有利的位置来制止自己所看到的恶行。
那位被伤害的顾客现在去找超市经理投诉了，但经理也拒不理睬。接受顾客投诉确实在她的工作范围之内，我们可以说，鉴于她的职责，她和那位收银员一样，陷入了积极不正义，且不正义程度甚至犹有过之。经理和收银员之间存在等级差异，经理肩负的责任应该与她经营这家店的权威一样大。防止少找钱给顾客的情况发生是经理而非另外那位顾客的分内之事。作为经理，同时也作为公民，她也陷入了双重不正义。她之所以不这么看问题，是因为鲁里坦尼亚王国(Ruritania)发生了用工荒，她有责任使雇员在挺让人愉快的氛围中工作。她从超市内部的视角出发来理解自己作为经理的角色，认为自己在这件事上的职责是使之变成情有可原之事。不过，促使她这么做的不只是角色间的冲突，我们还要注意到意识形态。在对不正义进行评估时，绝不能忽略意识形态。这位经理是一个热忱的社群主义者，她的雇主也往往会雇用和维护与自己同属一个种族和宗教群体的人。
从小接受的教育使他们相信，相比忠于以整个社会为适用对象的规则，更重要的是忠于“维护使自己的群体凝聚在一起的诸种纽带和传统”这一事业。他们认为，别的群体也应该接受这样一种精神气质。这位经理稍后也会责备、批评那个收银员，但她不会在陌生人面前这么做。因此，她不会对雇员犯下的不义之事漠不关心，但在她看来，作为一项道德要求，正义地对待外人远没有社群团结之纽带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