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通识·学人疫思｜郁喆隽：疾病、灾难与科幻——哲学反思(2)

热带的气候和物种多样性被认为是培植新病原体的温床。日本电影《感染列岛》（2009年，导演：濑濑敬久）和韩国《流感》（2013年，导演：金成洙）里的猪致命病毒都来自东南亚。艾滋病和埃博拉则是来自非洲的。将疾病的源头诉诸异域的做法，自然可以减轻“我们”的心理压力和道德责任，却对控制疫情毫无帮助。在一个信息流通超级便捷的全球化时代，寻找替罪羊的做法不再那么容易得逞，因为替罪羊也在寻找替罪羊。
近几年似乎韩国导演开始挑战这一套路，将流行病的源头放在“这里”和“我们”。韩国影片《铁线虫入侵》（2012年，导演：朴正祐）没有将病原诉诸远方，而归罪为本国的医疗集团的阴谋。《釜山行》（2016年，导演：延尚昊）和《首尔站》（2016年，导演：延尚昊）都将丧尸病毒追溯到本国某生物制药公司的实验室。毕竟，要让自己的国民“尸横遍野”是需要极大勇气的，即便这仅仅发生在电影当中。
罹患绝症的人一般都会问：为什么是我？这是人问，也是天问。而在一个“我”和另一个“我”的缝隙之中，魔鬼放声大笑。在上世纪80年代，艾滋病曾经被认为是对“西方”的诅咒。但是几十年之后，全球没有一个国家得以“幸免”。高速传播的流行病将疾病的人称代词从单数改变为复数。如今要问的是：为什么是“我们”？人类作为一种悬挂在语言蛛网上的动物，总喜欢责怪“他人”。然而，流行病模糊了他人与我们之间的界限。“异域”本来还蕴含着地理和心理“隔绝”的可能性。但是病原体不懂意识形态，也不是“种族主义者”。病毒必然会“破圈”，此时人们才会看清谁才是“我们”。
被祛魅的祛魅
疾病不仅来自异域，而且被认为应当来自遥远的“过去”。在谈及特定的疾病时，我们往往将之与中世纪、古代甚至远古联系起来。例如，在美剧《末日孤舰》（The Last Ship，Season 1-5，2014-18）中，科学家从北极冰层中找到的远古病毒，造成了全球过半人口死亡。在“进步”光芒的照耀之下，现代人对疾病的记忆像吸血鬼一样被驱散。然而，驱散不等于消失。
这是一个志得意满的时代。西方人曾经认为，医疗的重点已经从传染病转向了慢性病。疾病也带有“现代性”——烈性传染病属于16世纪，肺结核是18-19世纪的疾病，只有癌症和艾滋病属于20世纪，而后现代中似乎没有疾病的位置。疾病像前现代的巫魅一样被祛除了。在电影《黑死病》（Black Death，2010）中，14世纪的英国人深信，女巫和异教才是鼠疫的罪魁祸首。为此，有些村庄在一夜之间烧死了所有的女性。而猎巫者痴迷于这一信念难以自拔，最终黑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