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通识·学人疫思｜郁喆隽：疾病、灾难与科幻——哲学反思(3)

“祛魅”一词是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在20世纪初创造的。在《以学术为业》中他写道：“我们知道或者说相信，任何时候，只要我们想了解，我们就能够了解；我们知道或者说相信，在原则上，并没有任何神秘、不可测知的力量在发挥作用；我们知道或者说相信，在原则上，通过计算，我们可以支配万物。但这一切所指惟一：世界的祛魅。” 面对疫情，人们真的希望如韦伯所说，我们了解，我们知道，我们支配着病毒。然而反讽的是，韦伯本人是该信念的牺牲者。1920年6月，他死于肺炎。久而久之，人们忘记了韦伯微妙地并列使用“知道”和“相信”。那么，究竟是“知道”，还是“相信”呢？古人知道自己相信，今人相信自己知道——而且还是“在原则上”。
“祛魅”具有双重效用：人成为了宇宙中独来独往、顶天立地的灵长；人们不再寻求超自然的理由。天意、上帝、魔鬼、魂魄、鬼怪、女巫、精灵、邪术，都无法成为解释疾病的合法理由。不过与此同时，人也成为了自然演化过程中偶然出现的一个“物种”，它无依无靠，无所信赖，唯独只能依赖自己。它从来处来，却不知往何处去。人打破了一切偶像，祛除了一切巫魅，不再相信什么神仙皇帝，把自己变成了宇宙的“孤儿”。这孤儿空前地自信，忘记了告诫：“技能、知识和组织都会改变，但人类面对疫病的脆弱，则是不可改变的。” 病毒已经存在几十亿年，而人类才出现几百万年。
《天外来菌》（The Andromeda Strain，2008，导演：米凯尔·萨洛门）和前作《人间大浩劫》（The Andromeda Strain，1971，导演：罗伯特·怀斯）都不自觉地反映出这种虚妄的自大：外星晶体生命居然不能耐受酸碱度过高或者过低的环境。只要用一点弱酸或者弱碱就可以杀死它。科幻可以轻送给出“解药”。侥幸之余，不免后怕。这不禁让人想起《独立日》（Independence Day，1996）里，最终击溃了入侵地球的外星舰队的，居然是一套人类的电脑病毒……
我们相信科学，相信专家。但有些时候，最诚实的回答是“我不知道”。然而，科学家的身份不允许。一句“我怕了”才真正道出了现代人的生存焦虑。有作家说，时代的一粒灰尘，落到每个人头上都是一座山。科学的每个“在原则上”，落到每一种疾病上，都是意味着几代人。苏格拉底的格言“我知我不知”，此刻振聋发聩。
反噬的有机体
社会学中的功能主义喜欢将社会比喻为一个有机体。这一比喻可以追溯到社会学的奠基者涂尔干，甚至更早的孔德那里。社会学的创始人有意识地抵抗自然科学方法对社会和人伦的扩张——社会中不存在铁一般的“规律”。这也是对现代社会特征的一种诊断：当原有的纽带被打破之后，人与人如何共存？希望是如生物体的器官一样，各司其职，同“身”互济。然而，这个比喻却掩盖了社会的内在冲突。涂尔干意义上的“有机团结”与其说是一种现代社会的特征，还不如说是现代性的社会理想。古代人的命是老天爷的，现代人的命都是别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