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通识·学人疫思｜郁喆隽：疾病、灾难与科幻——哲学反思(4)

流行病直言不讳，提出了疑问：我们需要付出如此大的代价，去拯救少数人吗？功利主义者可能会毫不犹豫地舍弃“少数”来拯救“多数”。《卡桑德拉大桥》（The Cassandra Crossing，1976）中被感染的列车就是这个“少数”，美国上校决定牺牲他们。《极度恐慌》（Outbreak，1995）中，总统和军方不惜使用空气燃料弹来“闷死”整个小镇上的活物。壮士断腕从不是腕的决定。壮士也不是章鱼，有很多腕可断。每个“疫区”都可能成为被牺牲的“少数”，而没有人想成为“代价”。康德站在暗处小声说：人是目的，而非手段。
网飞的连续剧《王国》（第一季，2019年）提出了一个政治哲学的问题：当国王已经成为丧尸，他还有正当的统治权力吗？国王固然有两个身体，但此时不是断腕，而是枭首的问题了。如果某些有机体的部分不能忠诚履职，它们不但对整个肌体无益，甚至肯能反噬其他健康的组织和器官。这是功能主义不愿看到的功能。在此意义上，疾病需要治疗。治疗必定来自外部。治疗不是自愈。
防疫的反乌托邦
很多虚构作品在开头处会标明“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其实对灾难片来说，更合适的是用“勿谓言之不预也”。2011年的影片《传染病》（Contagion）在SARS之后，给出了一个教科书般的“神预言”——国际旅行的零号病人、中间宿主蝙蝠、气溶胶传播、R0（基本传染数）、民众抢购双黄连、方舱等悉数登场……尽管众多大牌明星（玛丽昂·歌迪亚、马特·达蒙、劳伦斯·菲什伯恩、裘德·洛、格温妮斯·帕特洛、凯特·温丝莱特）组成了超豪华卡司，但是任然因为题材缘故变成了一部冷门佳片。影片充满了讽刺，即便最终研制出了疫苗，发放给民众的时候依然混合了部分安慰剂。
虚构本身就具有防疫作用。在微博上读到一段话：有人曾经向托尔金抗议，认为他的书中描写的了太多的邪恶。托尔金回答说：“一本不涉及邪恶的书，乃是一本邪恶的书。”因为它会使读者误解整个世界。尽管人们对医闹深恶痛绝，但是对虚构的疾病灾难作品也讳莫如深。一个社会大概不会因为反乌托邦而解体。反乌托邦一遍又一遍地将人们难以想象、又无法接受的可能性呈现出来，创造出一种令人不适的未来。反乌托邦就是警示，是预言，是告诫。相反，一个缺乏反乌托邦想象的社会，就是一艘解除了警报的泰坦尼克号。对反乌托邦来说，正能量就是蒙汗药。
疾病成为了一面照妖镜。《盲流感》（Blindness，2008）设想了一种致盲的流感——它虽然温和而且一段时间后会自愈，但病愈的人发现，社会要比肌体更容易崩溃。以传染病为题材的策略游戏《瘟疫公司》（Plague Inc.）虽然设定荒诞——要感染全人类，却浓缩了整本流行病学的教材。而韩国影片《流感》在视觉冲击上抵达了巅峰——在致命流感流行的城市中，由于来不及进行甄别，军队动用大型机械在体育场中焚烧尸体，其中还夹杂着活着的重病人……反乌托邦将惨绝人寰的“人间地狱”摆在你面前，就是为了避免地狱在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