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普利策特稿奖｜一个美式恐怖分子的诞生(10)

我问他们是否和遇害者取得了（精神层面上的）联系。
他告诉我，他们不确定这个时间来圣母伊曼纽尔大教堂是否合适。他告诉我，教会寄给受害者家属一些有关如何哀悼的卡片和书籍。我没有告诉他，我觉得这有点侮辱。也许我不应该指责他的回答。
“犯罪后，迪伦有变化吗？ ”我问托尼，“你有注意到区别吗？ ”我正在寻找他身上的一丝人性，我本以为托尼看到了，因为要告诉我答案时，他看起来有些失望。
“说实话？”
“实话。”
“没有。”
托尼慢慢站起来。他有事要忙，我告诉他我自己能找到出去的路。我沿着进来的路走出去，但门都锁了。灯也已经关掉了。窗台上有个闪闪发光的东西，是一个塑料层粘合的活页夹，上面写着“圣保罗安全与保障计划”，我打开了它。上面写着迎宾员（也就是在门口迎接我的那些人）的指示。我不知道自己在寻找什么，我开始读道：“媒体报道震惊事件后，我们可能需要立即采取行动应对紧急安全问题，但应对紧急事件的规划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如果一个可疑的未知访客到来，要礼貌地交谈，引导他/她坐到一个后排位置，在那里你可以派一个引导员来监视他/她……威胁的形式很多……你的眼睛和耳朵都要为圣保罗的安全计划服务”。我翻了一遍，但活页夹里的计划始终没有说明，如果射手是自己人，他们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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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车、孩子们和陌生人
2014至2015年，迪伦在伊尔莫克拉克的白蚁和害虫控制中心工作了两个月。他的老板和同事都注意到，迪伦在工作时要么和同事“隔开一段距离”，要么就“开小差”，他会“自己坐在其它地方，尽管其余人都坐在一起”，而且他几乎一停下来就会睡着。
一位同事告诉迪伦的律师，一天早上，迪伦“离开他们正在工作的房子，去另外的三间屋子工作”。同事们很难让迪伦注意力集中，不得不走到迪伦面前让他返回岗位。另一位同事表示自己曾问过迪伦的爱好，迪伦说他“什么都不做; 他会回家，然后坐在他的房间里。”当同事问迪伦玩不玩视频游戏时，迪伦说，“不，我只会盯着墙看”。他接受了在线教育，但九年级就退学了，他的懒惰可是出了名的。
2015年2月，案发前四个月，一则附带一名年轻男子照片的广告出现在 Craigslist 网站上。迪伦在匿名寻找同伴一起游览查尔斯顿，他要求这个同伴只要不是“犹太人、同性恋者或黑鬼”就可以。广告中的歧视和偏见引起了一名退休的心理学家——托马斯·海尔斯博士——的注意。他试图帮助迪伦，但在他们的交流中，迪伦继续使用着同样可恶、贬损的语言。海尔斯建议迪伦多看看 TED 演讲，因为他觉得迪伦需要扩展世界观，或者就像他后来向迪伦的律师解释的那样：“用不同方式看世界”。迪伦向海尔斯道谢，并说他是个很好的人，但他拒绝了海尔斯的帮助，他说：“我躺在床上，不能下床，我非常沮丧。我的生命已经荒废了。即使我很酷，但还是没有朋友。我要回去睡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