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92塞勒姆猎巫案：从现代政治背后传出的神秘回响(3)

1692年是一个紧张而暧昧的年份。在此之前，马萨诸塞的清教事业走得太远，对英国在殖民地的利益造成了威胁，1684年，英王查理二世废除了马萨诸塞殖民地的特任状，两年后新总督埃德蒙·安德罗斯抵达北美，对马萨诸塞的宗教事务展开了强硬的干预。1689年4月，光荣革命的消息传到了殖民地，殖民地民众发动起义推翻了安德罗斯政府。推翻安德罗斯政府的那些起义者中，许多人都作为指控者参与了后来的巫术案，在“专横的英国官员”和巫术之间显然存在着相似之处：他们都是上帝惩罚旨意的化身。类似的，殖民地精英们罢免安德罗斯时的控诉称，安德罗斯政府并未很好地保护殖民地，反而将其拱手交给作为“外部势力”的法国与印第安人。因此，安德罗斯并不是殖民地的庇护者，而是和入侵者同流合污之辈。
然而，在新的特任状下来之前，殖民地一直生活在“恼人的不确定性”中。安德罗斯政府倒台后，“权力真空带来的破坏性比来自王权的侵犯更大”。1692年巫术案前夕，法国人与印第安人结盟，前线距离塞勒姆不足五十英里，马萨诸塞清教徒再一次回想起初至殖民地时的那种荒野经验，他们的生存岌岌可危，然而上帝的拯救却不知何时降临。另一方面，对英国国教的忌惮更加重了他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推翻安德罗斯之后的生活变得更加危险，殖民地需要王权的庇护，因此也就不得不接受王权的侵犯。
希夫对巫术案的主角们做出了划分，一边是塞勒姆村的指控者与被指控者，另一边是审判者，尤其是马萨诸塞的高官和精英们。后者同样卷入了这场巫术案，而他们也是巫术案的首批解释者。巫术案如何发生，巫术案应该如何被解释，这两个问题之间存在醒目的差别；但在这一事件中，解释者与审判者是同一批人，他们对巫术案的解释直接影响着它的命运。可以说，从一开始，塞勒姆巫术案就是被解释所建构的，它的审判者兼解释者们固然同底层一样感受到了神秘的威胁，然而他们有能力为其赋予政治的意义。
卷入巫术案的塞勒姆村民或许只是微弱地意识到了当时的政治局势，在他们看来，英国人也好，印第安人和法国人也好，都直接地构成了对他们的威胁；《圣经》话语抹平了这些威胁之间的关系，人们仅仅感到这背后有魔鬼在背后操控一切。但殖民地的精英们看的更为清楚。在巫术案爆发初期，他们正在英国争取新的特任状。在这一局势下，当务之急是求取稳定，尽管这必然意味着在宗教事务上有所妥协。希夫将这一争取的结果称作对殖民地的“拯救”：“与新总督一同前来的还有英克里斯·马瑟和新修订的殖民地特许状。三者共同前来拯救马萨诸塞这个‘摇摇欲坠的地区’，使其脱离后安德罗斯时代的无政府状态，摆脱困扰其人民的‘万千困惑和纠葛’。”在此，“拯救”首先正是在巫术案的意义上说的，希夫有意与科顿·马瑟的记叙进行互文：科顿·马瑟在巫术案当时所写的《无形世界的奇迹》正是首批关于巫术案的文献，塞勒姆巫术案的出现使他预感耶稣降临的时间近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