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92塞勒姆猎巫案：从现代政治背后传出的神秘回响(4)

新的特任状是对马萨诸塞自治权的重大打击，它要求宗教宽容，并且剥夺了殖民地选择总督的权利，目前的新总督是英克里斯·马瑟折中斡旋提出的人选。殖民地精英的任务因此不只是求取稳定，同时也是斟酌退让的尺度，值此关头，巫术案可以说是他们施展本领的第一个舞台。在新总督一行人刚从英国启程时，塞勒姆只有少数几人入狱，而待其抵达殖民地，案情已经几乎不可控制。新总督菲普斯在就任伊始将主要精力都投入了政府机构的重建，巫术案的审判主要由副总督兼首席法官斯托顿负责，而马瑟父子从旁协助。对王权干预的抗拒构成了巫术案前期的一大社会心理基础，马萨诸塞的精英们意识到必须坚定地维护新特任状与新政府。但事态并不像人们期待的那样得以平息，斯托顿打破了巫术审判的先例，承认“幽灵证据”的有效性，让巫术案带来的恐惧加剧了。
斯托顿精通神学，或许他也确实相信巫术的存在，然而作为新英格兰最令人信服的法学权威，他公然违背先例地采纳“幽灵证据”并有意使案件扩散，这一姿态引起了后世的争议。韦斯曼认为，以斯托顿为代表的部分精英试图通过巫术审判来推动一个“共同体再生”的合法性工程，这自然也属于功能主义解释的一种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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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希夫更倾向于从斯托顿本人的政治活动来理解他的行为，“如果理解了斯托顿十多年来在政治上都是墙头草，在巫术方面却立场坚定，我们便能最大限度地接近塞勒姆的巫术之谜。”在希夫笔下，斯托顿是一个两面三刀的人，如果忠实于《圣经》中的以色列先民叙事，他“仿佛既是摩西本人，也是法老的军师。”委婉地说，他在试图保持殖民地与英国之间的平衡。他要证明殖民地能够管理好自己的事务，但绝不是以宗教宽容的方式；在他看来，关键并不仅仅在于平息巫术案，还在于要用殖民地自己的方式来完成这件事。换言之，他“试图向马萨诸塞证明他的虔诚，向伦敦证明他的能力”。
1693年2月，菲普斯干预了巫术审判，终止了斯托顿的参与。随后，在他写给伦敦的信中，他指名道姓地质疑了斯托顿，并谴责其一意孤行。显然，新总督并未被斯托顿展示的能力所吓倒，他也并不认可这种殖民地的行事风格，而他立刻得到了大部分支持。菲普斯停止了巫术审判，在后来他将这桩事件称作“一场假想的巫术”。这个说法是值得玩味的，在他看来，让整个殖民地几乎翻覆的巫术只不过是人们假想的结果，而他这个来自英国任命的总督洞穿了真相。这一论断当然无法概括塞勒姆巫术案的全部，但在当时它显然是来自权威的盖棺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