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92塞勒姆猎巫案：从现代政治背后传出的神秘回响(6)

巫术案与新特任状抵达马萨诸塞，这两个看上去迥异的事件同时出现在同一时空。在逐渐失控的指控中，我们可以看到功能主义解释所说的身份危机，这种危机很大程度上正是来自新特任状。然而在精英们那里，身份危机让位于殖民地的生存危机，相比于审判巫师，他们关注的首先是来之不易的稳定秩序。即使对于斯托顿来说，情况也是如此，对他而言审判巫师与维护秩序是同一回事。在斯托顿的审判中，魔鬼与叛徒的形象重合了，在他看来，巫术审判恰恰是为了更好地臣服于英国。他实际上揭示了一条新的出路：放弃纯洁性的后果并不一定是投身魔鬼，只要这一选择服务于“做臣民”的使命与责任，而“做臣民”就是“与基督站在一起”。他试图通过巫术审判所达到的实际上不再是宗教的纯洁性，而是政治的纯洁性；而“社区公民”也将逐渐覆盖了“上帝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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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旧身份的过渡之间爆发的塞勒姆巫术案因此充满着暧昧：它是在现代来临前夕宗教力量的最后反弹；还是现代本身所招致的某种灾难？换言之，它是一个古代事件，还是一个现代事件？或许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需要依托更进一步的追问：在这种身份的过渡与覆盖中，旧的身份是否被新的身份完全取代，还是说后者只是前者自我蜕变的产物？“新以色列”的理想已经彻底破灭了吗，亦或是说人们可以在独立战争时期的“人间天城”的构想中重新发现它的身影？如果是后者，如果古代与现代、宗教与政治、“上帝选民”与“社区公民”始终藕断丝连，那么塞勒姆巫术案的暧昧本质上意味着时代的暧昧。我们无法确定它的定位，因为我们甚至都难以找到一个稳定的坐标系。
尽管如此，巫术案依旧指向了某种断裂：随着新总督的强势介入，作为政治角力的巫术案被迅速平息，然而它背后的宗教问题几乎没有被清算。塞勒姆巫术案似乎成为了一桩令人难堪的遗产，对于决心走向18世纪的人们而言，它是必须被卸下的负担，而他们卸担的方式是假装遗忘。那个暧昧的时代很快远去，最终留下的是“世俗化”“进步”之类的粗放叙事，那些纠葛着的人和事因此也被三言两语地打发了。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参议员麦卡锡发动大规模的诬陷迫害行动，它使得“麦卡锡主义”成为“猎巫”的经典引申义。二十一世纪初，时任美国总统布什在“9·11”事件后的国会演讲中也抛出了
这一问题
：“每一个地区的国家现在都需要作出一个选择，要么支持我们，要么支持恐怖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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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道严厉的选择题，或许就是17世纪所留给现代人的遗产。猎巫的逻辑并未过时，甚至这一表述也并未过时，它的每一次出现似乎都在宣告，我们没有真正地告别那个前现代的世界；甚至，原本就没有什么“前现代”或“现代”抑或“后现代”之分，从来都只有一个世界。神魔从未离场，只是自我更替。面对这个时代的新的神魔，我们或许并不比塞勒姆的村民们更加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