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怀印：追迹华夏之初——古史书写中的想象与真实｜文化纵横

李怀印
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历史系
【导读】华夏文明的源头何在？华夏文明的特性体现在何处？如何在传说与史迹之间，探寻中华文明延续和传播的路径？这些问题不仅为研究者所困惑，社会公众也对之有着极大的热情。
本文作者认为，早在两千多年前，司马迁也曾遇到同样的问题。《史记》的成书不仅源于太史公求真、存疑的严谨态度，还有赖于其丰富的想象力与叙事能力。《五帝本纪》并非将远古传说简单拼凑，而有很强的“建构”意识。肇始于司马迁的两种治史传统：对历史真相的客观探求精神和对历史叙事的主观建构意识，仍然支配着20世纪以来人们对最初中国的解读。
作者认为，20世纪以来，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由点到面不断展开，对上古文献的梳理和真伪辨别，也推动了早期中国研究的学术进步。但是，与此同时，非学术因素也在发挥作用，意识形态和政治关怀、学术门派和话语霸权、地方情结与古史认知都在不同程度上发挥相应作用。就意识形态与政治关怀而言，20世纪早中期激烈的思想变动，促成古史观念与学术体系的分化。中华文化“西来说”、“疑古论”以及“夷夏东西说”等皆始于此。就学术门派与话语霸权而言，在20世纪初期，西方知识体系与话语霸权主导古史领域。20世纪中期之后，古史领域同时受不同学术门派的共同影响。就地方情结与古史认知而言，作者认为，基于地方情结的合理发挥，可对学术发展起到纠偏作用，但如果过分夸大本地域的历史文化意义，则可能对古史观念产生负面影响。
基于此，作者认为，进一步的考古发掘将为古史研究提供新的动力。此外，作为上古时期华夏文明特征的若干要素的起源和传播路径，内含中国特性的文明传播融合动力及机制，对于中华上古史及其观念的“纠偏”同样重要。
本文原载《开放时代》2021年第5期。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参考。
追迹华夏之初——古史书写中的想象与真实
▍引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