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怀印：追迹华夏之初——古史书写中的想象与真实｜文化纵横(4)

清末国粹派急于从汉民族的源头找到区别于其认为“劣等”的满族人之处，让其确信本民族在国与国之间优胜劣汰的竞争时代得以生存和自救乃至与西方并驾齐驱的能力，于是“西来说”便成为其打造文化认同、增强民族自信最便捷但也最脆弱的工具。
而“五四”时期激进知识分子在一片“打倒孔家店”的呐喊声中对封建文化和儒家传统的冲击，对西方科学文化及民主政治的向往，也让他们借助于辨伪、疑古，理直气壮地把上古神话传说当作糟粕和迷信加以摒弃，把建立在这些神话传说之上的“三皇五帝”当作封建偶像加以推翻，“疑古论”由此风行学界。与此同时，对于用刚从西方引进的考古学包装起来的最新版本的中国文明“西来说”，则当作“科学”恭敬地加以接受。
而在20世纪20年代国民革命运动大潮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声浪中，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情怀的学人，又把破除“西来说”当作自己的使命，把“重建古史”当作振奋民族精神、建立民族自信的必要手段，而古史的重建必然意味着要与“西来说”分道扬镳，从中原大地找到中华文明的内生根源，于是便有傅斯年力倡的“夷夏东西说”在三四十年代的流行。不用说，无论是钻在故纸堆里的疑古派，还是在田头忙于挖掘，“动手动脚找东西”的考古学者，他们在建立自己的学说时，都是认认真真的，他们的开创性学术工作和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大都得到同时代人以及后世的认可。
但是，学术与政治往往不容易分开。20世纪20年代新文化运动的氛围与古史辨派对上古“伪史”的否定是紧密相连的，某种意义上“疑古”思潮是新文化运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傅斯年所推动的考古工作的展开和“夷夏东西说”的推出，也只有置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国民革命运动所蕴育的民族主义历史情境中才能充分体认和把握。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1949年以后政治变革和意识形态对考古学界和古史学界的影响。如果说，在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研究者个人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只是在后台间接地影响其学术旨趣和研究视角，而不同门派之间的论辩基本上还是用学术语言加以展开的话，那么，到了50年代，政治立场的正确与否，则成为人们表达学术观点的首要考量，并由此重新型塑着考古及古史研究领域的学术话语。
以对“西来说”的批判为例，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以后，国内公共政治话语中反对帝国主义的言论空前增加，而1951年9月在高校教师中率先开始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以及1954年—1955年对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则导致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学术研究领域主导地位的确立，突出政治遂成为学术界的普遍现象。考古学界对“西来说”的批判，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重新展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