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怀印：追迹华夏之初——古史书写中的想象与真实｜文化纵横(5)

即便像夏鼐这样的一些治学严谨的权威学者，也不能不受到影响，文字中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他在1955年便曾撰文，把“西来说”定性为“帝国主义侵略分子”为“种族优劣说”制造根据，“帝国主义于是便有理由可以侵略所谓‘劣等民族’” 。他进而指出国内某些考古学家“更从汉代向上推，于是春秋战国时铜器镶嵌术和狩猎图象，以及铜剑的形制，都是西方输入的了……更向上推，殷代文化和仰韶文化也认为都是接受西方一部分的文化的……我自己有时也想从外国去寻找某些中国物质文化成分的来源。这不仅是半殖民地的崇外思想的表现，同时这也是一种唯心的形而上学的解释，因为这是把文化的发展，完全推到‘外因’去”。
对于在考古学界首先发现仰韶文化并提出“西来说”的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夏鼐还从方法论上进一步定性为“唯心主义的考古学家”，责怪他“将甘肃所发现的他认为六种不同的文化，唯心地排成前后相接的六期，每期又武断地假定为三百年（甘肃考古记，19—32页）。实则六种文化的前后次序有错误，每期的长短无根据，相对年代和绝对年代也有错误”。刚刚进入考古学界的年轻研究人员，在批判“西来说”之“为帝国主义服务”方面，火力更猛，且认为“隐藏在学术领域中的为帝国主义及资产阶级服务的理论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清除，用了学术问题的帽子，仍在作祟”。
对疑古派的批判也被上纲上线，有人把疑古跟这派学者之中存在的所谓“半殖民地意识”联系起来。徐旭生在1955年—1957年修改再版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中，专门增写了批判疑古派的内容，火力之猛，是1943年初版中所未见的。他写道：“我国在本世纪初叶，因国势的衰弱，社会的不安，半殖民地的意识已经深入人心，而买办资产阶级的学者胡适等人更从美国帝国主义御用学者方面贩运来假冒科学招牌的实用主义哲学，传播毒素。用一种类似科学的方法，拉着科学的大旗，遂使年青一辈的历史工作人望风而靡，不惟不敢持异论，并且不敢有此企图！极端的疑古派学者直接或间接，有意或无意，沾染了帝国主义御用学者的毒素，对于夏启以前的历史一笔勾消，更进一步对于夏朝不多几件的历史，也想出来可以把它们说作东汉人伪造的说法，而殷墟以前漫长的时代几乎变成白地！
”
他进一步提醒人们，这种“半殖民地意识所推动的极端疑古思想”在1949年以后仍然隐隐作祟，导致“治古史的人一谈到传说的资料，总是左支右吾，不敢放手去工作，就是有些位大胆使用这些资料，却也难得史学界的同意”，“幸而对于胡适思想的批判已经在各处大规模地展开，史学工作者对于帝国主义者御用学说的本质已经开始辨别清楚，这对于肃清深藏于历史工作者脑筋中的半殖民地意识，一定会起很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