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怀印：追迹华夏之初——古史书写中的想象与真实｜文化纵横(7)

而在所有这些新论说当中，获得行政资源最大支撑的，无疑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的“新中原中心说”，近二十年来，大有取代八九十年代所流行的各种多中心说，在考古学界渐据主导地位之势。
“新中原中心说”的兴起和流行，主要借助于1996年启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和2001年开始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在相关部门的支持和组织下，大量人力物力的投入，导致一系列重大考古活动和其他各项科研项目的展开，并产生了一批重要成果，对上古史的年代学研究和学术论争无疑起到推动作用。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发起者李学勤在解释工程的缘起时，强调此项工程是为了加强“中国文明的寻根探索”，以此“提高中华民族的自尊自信，增强我们民族的凝聚力”。这一初衷，如果放在20世纪中国的史学传统背景下来理解，也在意料之中。毕竟，自从20世纪初以来，任何一个新的史学流派的诞生或新史观的推出，都跟其特定的时代背景相关，都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治史者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诉求。这两项工程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和21世纪初的实施，以及“新中原中心说”的流行，伴随着中国作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崛起和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提升，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新的时代使命，也成为型塑主流政治话语的核心口号。
在此背景下，把夏商周断代工程界定为“凝聚力工程”自在情理之中；在断代工程结束后，继之以探源工程，也可谓正当其时。
总之，这两项工程发起者的初衷或工程本身的学术宗旨，放在现代中国的学术传统和时代氛围下来理解，本是无可厚非的。但自从两项工程实施并发表其成果之后，却意想不到地遭到学术界同行的诸多质疑和批评。
问题主要出在工程的具体目标和论证方式上。断代工程的主要任务，顾名思义，是要落实夏商周三代的年代框架，包括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之前历代周王年代和武丁以下历代商王年代，在可信的古籍史料和考古证据并不充足的条件下，其难度可想而知。虽然工程的倡导者主张在“自由讨论、百家争鸣”的学术环境中，“坚持科学精神，运用科学方法，进行真正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参与各项课题的两百多位研究者又需要按照规定的限期完成各自的任务，还要在工程的结论中形成统一的意见，以体现“联合攻关”的精神。据说，参与该项工程的若干专家“一直要求将个人不同的意见写进出版的书里”，但这一意见并未得到充分尊重。由此所产生的“夏商周年表”，难以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可，并不出人意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