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怀印：追迹华夏之初——古史书写中的想象与真实｜文化纵横(9)

▍学术门派和话语霸权
影响对中国古史认知和解说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学术研究和传承过程中产生的不同门派及其对学术话语霸权的争夺与控制。而一个学术门派的形成、流传和影响力的大小，又受制于几个因素。首先是前面讨论过的时势，也就是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政治氛围变化。历史的书写者虽然就专业而论总是在跟故纸堆或古代遗存打交道，但很少过着真正与世隔绝的书斋生活。他们的研究导向和终极关怀总是或多或少受到其所处时代的影响。时代氛围很大程度上体现于研究者的学术志趣、研究路径和认知倾向。一旦社会政治背景发生变化，时过境迁，人们的兴趣和方法就会随之转移。旧有的门派风光不再，学术语境发生变化，新的倾向和方法代之而起，领风骚者随之建立新的学术霸权。
其次是门派开创者或掌门人的“双栖”能力，也就是学术研究和组织能力是否俱佳。相较之下，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大多数学者虽然都能做到潜心于日常的研究或教学活动，却很少有机会——或者并不情愿——把自己的精力放到与学术无关的活动上。有些学者在本领域或许处于拔尖水平，获得同行认可，却不善于或不屑于跟外界打交道。而那些能够打出自己的旗帜，并且带出自己的队伍的学者，不仅学术水平出色，见解独到，而且长袖善舞，沟通能力出众，会跟上上下下各方打交道，获取各种社会和行政资源，形成自己的营盘，从而进一步扩大其学术影响力，做到学术研究与资源运作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门派的形成和发扬光大，要靠培养弟子，使其在学术倾向和研究方法上继承衣钵。这个方面，那些居于一流院校关键岗位的学者具有天然优势；他们可以通过连续不断地招收、培养博士生，形成自己的阵营并且使之长期延续下去。而供职于研究机构的学者在这方面则相对处于弱势，但如果能利用自己所掌控的资源，为地位较低、资历较浅的同事提供机会，也能形成松散的“庇护-依托”关系，不过其凝聚力和影响力终不如院校系统的师生纽带。
以上这几种因素，在整个20世纪的中国古史研究领域各种门派的兴替过程中，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西来说”之所以在20世纪早期大行其道，跟西方知识体系在中国知识界和学术界所形成的话语霸权这一大环境是分不开的，而对这种霸权本身起支撑作用的，则有两者，即西方人自19世纪以来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所建立的在华特权地位，还有中国知识界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全盘西化”口号下所流行的崇洋意识，亦即所谓“半殖民地意识”。安特生之所以能够首先发掘仰韶文化遗址，当然首先应该归之于他的地质学素养和在华寻找史前遗存的敏锐意识，但也离不开他在华的职业身份和特权地位所提供的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