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怀印：追迹华夏之初——古史书写中的想象与真实｜文化纵横(10)

据夏鼐揭露，安特生在甘肃洮河流域做考古发掘时，“大部分时间住在城里，让技工负责各处的发掘，自己隔几天到各处巡视一下。后来知道他认为自己发现的河南河阴县秦王寨、池沟寨、牛峪口等遗址，都是他的助手发现的，他自己根本没有去过，只不过出钱派人去调查和采集而已。这是‘老爷式’的考古”。安特生并未受过西方近代考古学的系统训练，不过他却可以凭借自己率先发现仰韶文化这一优势，垄断了对该文化的解读，将其在甘肃所发现的不同文化遗址“唯心地排成前后相接的六期，每期又武断地假定为三百年”。尽管后来证明他的排序并不正确，每期的长短和年代也有错误，但国内古史研究领域部分学者却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其“奉为圭臬”。即使像梁思永这样致力于中国考古学自主性发展的学者，对安特生的观点也是以继承为主。用严文明的话说，“梁思永太尊重安特生这个权威了，他是想给他圆场，结果写了半天也没讲清楚”。
质言之，“西来说”所折射的，不仅是20世纪以来中国古史知识体系演进历程的重要一环，而且是西方在民国初年中国知识界所建立起来的话语霸权。
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和30年代，随着国民革命运动的展开，民族主义思潮激荡于中国的思想界和知识界。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弘扬民族精神，增进文化自信，越来越多地成为新一代知识精英们的共识。整个学术界——包括古史研究领域——的语境和风气也为之一变。谁能够从崇洋、疑古的窠臼中率先走出来，提出与时下中国社会政治的氛围相协调的新理念、新方法，谁便能成为各自领域的弄潮儿。
傅斯年便是其中的这样一位人物。他曾经在1919年五四运动中作为学生领袖而红极一时，次年赴欧洲留学，历时六年半，使他在业已积累的社会政治资本上再增加了一层文化资本。在这两道耀眼光环的笼罩下，傅斯年甫一回国便获聘中山大学，不久即出任该校文科学长，1928年受命创建史语所之后，更是踌躇满志。他对疑古派首领顾颉刚的态度，也不再是回国之初的恭维、迁就，而是要分庭抗礼，取而代之，执古史学界之牛耳。其策略便是在贬低疑古派的方法和成就的同时，提倡用新材料、新方法“重建古史”。事实上，傅斯年所要挑战的，不仅是疑古派在古史学界的支配地位，强烈的民族情怀还驱使他进一步挑战西方的学术霸权。他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的末尾正式宣告：“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在民国时期战火纷飞、动荡不安的岁月，要实现这一宏大目标当然十分艰难，但凭借其所掌控的史语所这样一个阵地，他在二三十年代布局得力，极大地推动了考古发掘和古史研究，也带出了一支堪称优秀的学术队伍，对20世纪后半期的中国学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