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怀印：追迹华夏之初——古史书写中的想象与真实｜文化纵横(12)

在1949年后的三十多年中，除了“文革”期间受到短期冲击之外，夏鼐无疑是中国考古学界的最高权威之一。其学术地位的形成，得益于几个方面的因素。其中最基本的，当然是其个人的资历和成就。夏鼐早年在清华大学历史系求学，师从蒋廷黻研习中国近代史，形成了严谨、实证的治学风格。1935年—1940年他留学英国，完成了题为《古埃及串珠》的博士论文，获伦敦大学考古学专业博士学位。在国内考古学界，他大概是继梁思永（1930年获哈佛大学硕士学位）、吴金鼎（1937年获伦敦大学博士学位）之后，第三位受过西方考古学系统训练、第二位获得本专业博士学位的学者，而吴金鼎在1944年后改行，梁思永于1954年英年早逝，夏鼐便成为同行当中学历最高、专业知识最精深的一位，谓之“新中国考古学奠基人”并不为过。
而他之所以在1949年后的数十年间能够坐稳考古学界领头人的位子，还跟他在研究方法上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和应用分不开。早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和清华大学历史系读书期间，受当时的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影响，夏鼐已经对马克思主义发生兴趣，在一定程度上认可和接受了唯物史观。1949年以后，夏鼐始终强调用马克思主义指导考古学研究，认为这是中国考古学的特征所在；而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在他看来，便是尊重客观事实：“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不只是由于这些理论出于马克思，而是由于它符合于客观的真理，符合于考古实践中所证实的客观事实”。留英经历和博士学位所体现的考古学专业素养之“正宗”，与信守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所彰显的意识形态之“正确”，两者结合在一起，使夏鼐能够长期执掌考古所，其在中国考古学界的地位无人可以撼动。
当然，除了夏鼐之外，考古学界还有其他若干权威，其中最突出的当数苏秉琦。苏秉琦生于1909年，比夏鼐早一年，属于同代人，但学历不如后者。夏鼐在1934年从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时，苏秉琦也在同一年从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夏鼐的留英经历和博士学位使他在回国两年后（1943年）即受聘为史语所副研究员，1946年升任研究员，获得所长傅斯年青睐，甚至于1947年一度担任史语所代理所长之职。相较之下，苏秉琦则在大学毕业后谋职于北平研究院史学所，在所长徐旭生的领导下，逐步晋升至副研究员。1950年中国科学院考古所考古研究所成立之后，夏鼐、苏秉琦也都进所。郑振铎挂名所长，夏鼐以副所长身份负责具体业务。苏秉琦受其领导，自1952年起长期兼任北京大学考古学教授，从此两人分别在研究机构和教学机构挑起了大梁。而两人在考古学界地位的差异，可以从他们日后所担任的学术公职上体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