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怀印：追迹华夏之初——古史书写中的想象与真实｜文化纵横(14)

如果说夏鼐和苏秉琦是1949年以后中国考古学界的第一代领头人的话，李学勤和李伯谦可算是中国考古学界和上古史研究领域第二代学者中的佼佼者。相较于上一代人的留洋经历和旧学根底，这一代人在20世纪50年代或以后才接受高等教育。
李学勤生于1933年，1951年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一年后因文科院系被取消而退学，进入考古所，协助该所研究人员做辅助性工作，且获得参与编著《殷墟文字缀合》的机会。1954年经侯外庐推荐，转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负责图书管理，兼做所长侯外庐的助手。可见，李学勤的早年求学经历并不完整，用他自己的话说，其学术道路“比较特殊”，“不足为训”。然而，凭借自己的聪明、勤奋和出众的社会交往能力，李学勤获得了学术大家的赏识，成功进入学术体制内部。1959年，年仅21岁的李学勤出版《殷代地理简论》，此外还围绕古文字研究发表了一系列论文，从而奠定了自己的学术地位，坐稳了在历史研究所的学术职位，并于1985年—1988年任副所长，1991年—1998年任所长。李学勤的独特个性和学术背景，既成就了他后来的地位，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学术提升的空间。
他的聪颖敏锐使其能够自学成才，在治学过程中不拘一格，出奇制胜，同时充分发挥个人所长，驾驭时势，最大限度地调动社会和行政资源，最终使夏商周断代工程成为可能。但在他主导下所实施的此项工程，作为学术与行政结合的产物，也招来了最多的非议。用追求效率和意见一致的行政手段来解决复杂的学术问题，不仅为不少同行所诟病，也削弱了该项工程核心成果的可信度。由于成长时期缺乏系统和严谨的学术训练，李学勤的治学风格也遭到部分同行的质疑，个别同事甚至公开批评其学术缺少应有的责任心。而晚年把大量精力耗费于非学术性事务，也使其无法专心著书立说，被人诟为“文章越写越短，越写越水”。相较于夏鼐的严谨治学与苏秉琦的大胆立说，李学勤在其学术生涯后期真正有学术份量的著述并不多。至于其提出的“走出疑古时代”，直接挑战了顾颉刚等古史辨派的学术遗产，遭到顾氏弟子的强烈反弹，被质疑欠缺“古典学术根柢”和“古典学术素养”。
加上他在教学机构任职时间短（2003年才到清华大学历史系任教），研究生培养非其工作重心，带出的弟子也有限，所以其身后的学术流传程度远不及苏秉琦，而其学科影响力更难望夏鼐之项背。
李伯谦是继苏秉琦和夏鼐之后活跃于考古学界和古史研究领域的另一位重量级学者。李伯谦生于1937年，1961年从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毕业之后，一直留校任教，直至2006年退休。他在考古学界和古史研究领域的影响力，不仅得益于其在北京大学长达45年的教学经历及其培养的大批学生，更重要的是在考古学研究路径上的一些突破，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他在自身经历的考古实践基础上所提倡的“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即认为对考古文化遗存的解读不应仅限于通常意义上的考古文化类型分析和年代学测定，更重要的是对出土器物所显示的不同文化因素及其来源、强弱、主次以及所折射的社会分层进行识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