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怀印：追迹华夏之初——古史书写中的想象与真实｜文化纵横(16)

90年代以后，李学勤从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第二代古史学者中脱颖而出，产生巨大影响力，既因其天资聪颖，学术独具特色，更由于他善用个人优势，把对行政资源的激发和利用发挥到了极致。可是，在培养传人方面用力不足，也使得他的学术影响力在身后大打折扣。而李伯谦虽然在聚合学术与行政资源方面稍逊一筹，但长期坚守北京大学这块教学阵地，却可把个人的影响力维持得更久。而同在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的邹衡、严文明等资深学者，始终坚守考古研究的严谨和实证传统，缺少利用行政资源的兴趣，反对“计日程功”的研究方式，其学术影响力虽无一时之盛，却获得更多同行的认可而久远绵长。
▍地方情结与古史认知
最后，有必要讨论一下上古文明研究中的地方因素。中国地域辽阔，涉及上古历史和文明起源的新石器中晚期考古文化在各地均有所发现。各地的研究者把本区域的上古文明作为自己的考察对象，乃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在考古发掘或古文献研究中，强调本区域文化对整个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演进历程所做出的贡献，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但值得注意的是，区域文化研究也可能受到研究者的地方情结的牵引。
所谓地方情结，在这里指人们对自身所处的地理区域所产生的文化认同和心理依恋，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对本区域历史文化的自豪感，并且将这种认同和投入融进自己的学术研究，自觉或不自觉地引导自己的研究方向和视角。这种情结如果发挥得当，会起到纠偏的作用，即纠正过去主流学术界对本地域上古文明发展水平的低估或重视不足，但与此同时，也有可能在不同程度上夸大本地域上古历史文化的独特性和发展水平，甚至在高估本区域对上古中华文明的影响力的同时，贬低其他区域的文明发展程度及其所发挥的作用。
试以“夏文化起源崛起于中国东南”这一观点为例。提出此说的陈剩勇曾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对当地的良渚文化自有深切的体悟。他从几个方面论证了自己的观点。
首先，作为夏朝重要礼器的玉璜实为良渚文化的先民所独创，而夏朝的另一类礼器玉钺，以及商代早期的玉钺和青铜钺，均系从良渚文化和薛家岗文化直接因袭继承而来，且夏商两代所用的鼎器也是从东南沿海地区传入西北内陆的结果。
其次，夏商周三代青铜器上的饕餮纹、云雷纹等纹饰，均源自良渚文化玉琮上的神徽和兽面纹。
再则，夏商周三代垒土筑坛以祭土地社的“社祀”，与黄河中下游史前祭祀遗迹并无联系，却可追溯到瑶山祭坛等良渚文化遗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