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怀印：追迹华夏之初——古史书写中的想象与真实｜文化纵横(18)

这一观点对以往以黄帝世系为中心的古史叙事同样起到了纠偏的作用。江林昌赖以立论的证据当然并不算新。无论是山东的大汶口文化和后来的龙山文化，还是与之紧密相关的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在发展程度上超过中原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早已是考古学界的共识。至于传说中的“虞朝”和“羿浞代夏”之后少康中兴的故事，了解上古中国者皆耳熟能详。而五帝时代“中华文明”的重心是否在山东，则须看对彼时尚未形成的中华文明本身该如何界定。应该说，后来才出现的所谓“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是上古传说时代炎黄族、东夷族以及其他部族的文明混合而成的。五帝时代尽管广义上的东夷（不仅包括山东及周边的大汶口和龙山文化，甚至还包括长江下游和淮河以南的良渚文化）的物质文明发展程度超过了炎黄部族，但在军事乃至政治组织上，炎黄部族在大部分时间里无疑处在更强势的地位，最终在三代时期起到主导作用。
即使就散布于东部沿海的各部族而论，良渚文化的器物先进程度也超过了同时代山东地区的晚期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所以，视山东为五帝时代文明发展的重心，此说固属新颖，代价却是忽视了黄河中游的军事政治组织和长江下游的经济技术更加复杂这些基本事实，因此亦失之偏颇。
再以“红山文化作为中华古文化的直根系”之说为例。早在1985年，苏秉琦即曾提出把从关中渭河流域经山西北上至河曲地区和辽西地区的Y状文化带视为中国文化总根系中的一个最重要的“直根系”。此说提出后，多年里考古学界应者寥寥。但到了21世纪初，此说在辽宁受到追捧，其中提倡最力的当数该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郭大顺。但郭大顺笔下的“直根系”，已经不再是苏秉琦的Y状文化带，而是把它缩小到辽西的红山文化。以牛河梁遗址的积石冢、祭坛和神庙组合为代表的红山文化在中国史前考古文化上的独特性和重要性毋庸置疑；它在约5000年前的突然消失和可能的南迁，及其与活跃于环渤海一带先商文化之间的源流关系，尤其值得重视。
不过，在坚守以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与夏商周为主线的“中原中心说”的学者看来，红山文化不仅是边缘的，而且发生了断裂，并没有得到传承和延续，它对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性因此大打折扣。为了否定断裂论，强调红山文化对日后中华文明形成所起的“直根系”作用，郭大顺试图从几个方面加以解说。首先，他把在牛河梁遗址发现的一具人头塑像解读为红山文化的女祖，甚至借苏秉琦之口，将之升高为“中华民族共祖”，由此又进一步发挥，把女祖与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根脉”的祖先崇拜联系起来。其次，在作为红山文化特征之一的墓葬玉器中，郭大顺突出其中的所谓“玉龙”和“玉凤”，而龙、凤均为“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最具代表性和典型性的文化因素”，因此龙凤玉雕的出土进一步证实了红山文化在中华文化起源史上的“直根系”地位。再者，这些玉器作为随葬品，体现了红山文化的巫术习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