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怀印：追迹华夏之初——古史书写中的想象与真实｜文化纵横(19)

按照前人“礼源于俗”“由巫而礼”的说法，红山文化又开启了在中国延续数千年的礼制传统。另有辽宁学者亦据此认为，礼和礼制作为后世中华文明的重要内容，“虽然成型于周代，但其渊源可追溯到红山文化那里”。
显然，关于红山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直根系”的解读，在考古学证据和古文献材料颇为欠缺的情况下，具有高度的主观性和随意性。所谓“女祖”神像，更多的研究者将之解读为当地先民所崇拜的自然神、土地神、生育神或地母神等等，与所谓“中华民族共祖”风马牛不相及。所谓神庙，为半地穴式，考古学者严文明认为“它就是一个放塑像的地而并不是什么庙”。至于作为核心物证的“玉雕龙”，其他学者则认为其形似猪、熊，谓之猪龙、熊龙，或干脆否认其为龙，总之跟人们熟悉的传统的龙的形象相去甚远。仅凭这些有限且可疑的遗存，即把红山文化等同于“中华五千年古国和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源头”，立论不可谓之严谨。
最后，我们来看看中原地区考古学者的反应。无论是苏秉琦的Y状文化带“直根系说”，还是辽宁学者的红山文化“直根系说”，对传统的和晚近的“中原中心说”都构成了直接的挑战，而对于身处中原心脏地带，以中原历史文化为荣的地方考古学者和古史研究者来说，所谓红山文化“直根系说”或“文明曙光说”，简直是一种冒犯。
曾任洛阳市文物工作队队长的叶万松因此撰写长文予以驳斥，在全面比较了红山文化与中原（仰韶、龙山）文化之后，指出新石器时代的辽西地区以采集、狩猎为主，农业和畜牧业远远落后于中原地区，不具备领先于中原的经济基础；红山文化的考古遗存，与仰韶文化的大型宫室、墓葬和城址比较之下，相形见绌；红山文化不仅分布狭窄，经济形态落后，而且在文化上也一直受到中原文明的渗透和影响。
用他自己的话说，“辽西地区本土文化是在吸取中原地区先进的物质文化和精神（宗教）文化中不断发展的；红山文化晚期的坛庙冢建筑，只是接受中原文化宗教思想和宗教礼仪建筑影响的结果，属于舶来品，并不是‘撞击’后创造出来的、高于中原地区发展水平的‘新的文明火花’”。相较于中原地区各种文明表征的次第出现和长期延续，辽西地区的文明曙光“犹如天上的流星，瞬间闪烁，继而消失”。
因此，他的结论是：“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研究中，北方地区为原生型，中原地区为次生型的观点，完完全全是把历史事实弄颠倒了。”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索全星也有针对性地强调，嵩山、黄河之间的郑洛地区是“早期中国文化的核心和中心区域”，这里聚集了新石器文化晚期和夏商时期许多璀璨夺目的文化史迹，以及包括郑州西山、古城寨、王城岗、新砦、二里头、郑州王都、偃师商城等城址在内的古城古都，因此这一地区是“华文化、夏文化、商文化的发轫开源之地”，是“中国文明的本源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