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怀印：追迹华夏之初——古史书写中的想象与真实｜文化纵横(21)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将会在各种新旧论说之间就地打转。除了进一步的考古发掘将会一如既往为古史研究领域的学术进步提供最强大的动力之外，我们至少可以考虑从以下两个方面拓宽视野，寻求突破。
其一是关于构成上古时期华夏文明特质的若干要素的起源和传播路径问题。
近年来，在考古和古史研究界，人们多倾向于用“多元一体”这一概念来形容上古时期各区域文化之间的互动和融合过程，事实上这也是“新中原中心说”的核心内容。这一概念突出了中原地区在华夏文明的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主导作用和核心地位，同时也照顾到中原与各周边地区之间的文化互动和融合过程。
就其所反映的华夏文明的早期形态而言，这一概念并没有问题，但对华夏文明起源问题的认识，不应该仅仅停留于这一概念。比把握这一总体形态更为重要和更具实质性的，是要弄清究竟有哪些文明要素构成了华夏文明的特质亦即“中国特性”，而这些要素究竟源自何处，又是如何传播和扩散的。过去人们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重点关注的是体现文明形成的一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共性特征，诸如青铜器的使用、文字的产生、城市的兴起、国家的形成，等等。
而事实上，同样重要且更具实质性的，是识别和梳理体现华夏文明特质的个性特征。如果我们把西周视作华夏文明的奠基时期的话，那么，就精神和制度层面而言，这些个性特征可归纳为宗法等级秩序在社会组织中的极端重要，体现这一秩序的礼制和礼仪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中心地位，世俗王权的至高无上与宗教神权的相对弱势，等等；就物质层面而言，我们可以从植根于农耕经济和社会的各种文化结晶中，找到能够体现华夏文明个性特征的若干标志性遗产，诸如独具华夏文化特色的玉器、陶器及其式样和纹饰，华夏先民所使用的原始语言文字，以及诸如养蚕、织丝、种稻之类具有东方特色的经济活动，等等。
探寻这些制度、礼仪、文字、器物、经济生活方式的起源和流传路径，对于理解中国特性的产生或华夏文明的起源和形成，其重要性丝毫不亚于过去人们所长期关注的对体现文明共性特征的文化遗存的研究。我们不妨把这样的方法称作中国特性生成的“全要素分析法”，因为它既关注精神和制度层面，又重视物质或器物层面，从而区别于过去学界所使用的仅以考古遗存为关注对象的“文化要素分析法”。
其二是体现中国特性的文明要素传播和融合的动力及机制。
既往的研究已经指出了不同区域的考古学文化之间相互渗透、吸收的事实，也指出了每个区域文化各自所展现的开放或保守封闭的特征。对于每个区域文化的兴盛和衰落，也有学者从气候、生态环境、政治军事组织乃至宗教文化取向方面加以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