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怀印：追迹华夏之初——古史书写中的想象与真实｜文化纵横(20)

中原地区在夏商周时期中华文明发展历程中的核心地位当然毋庸置疑，但如果把这一观点不加审辨地用于史前时期，认为中原与周边之间只有单向的从中心向边缘扩散的文化传播关系，同样可能失之偏颇。红山文化的形成，恐怕不只是如叶万松所说的系受仰韶文化影响所致那么简单。有研究者发现红山文化东山嘴遗址和牛河梁遗址出土的女性塑像，与西亚新石器时代的裸体女像有颇多可比之处。牛河梁遗址出土的彩陶罐上的菱形方格、等腰三角、直角三角、大三角勾连直线等类型的几何纹饰，亦均具有中亚或西亚文化风格。
苏秉琦据此认为，这些纹饰与来自中原的玫瑰花纹和红山本地的龙纹陶器出现在一起，“意味着五六千年以前，这里是西亚与东亚文化的交汇地带和熔炉”。他还提醒人们，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对于认识“联结我国中原与欧亚大陆北部广大草原地区的中间环节”意义重大。尽管苏秉琦的“直根系”之说本身确否尚有待商榷，但他对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的思考，并不囿于华夏族群自身的活动区域，即所谓“最早的中国”，而是放眼最早的中国与外部，尤其是与欧亚大陆北部和中部的文化冲撞和交流，这一视角无疑是可取和重要的。
▍结语
总之，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人们对上古中国的原初历史和文明演进路径的认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断深化；不同区域之间文化传播和交流的趋势已经被梳理出大体轮廓，其中部分区域的文化细节也愈来愈清晰。然而，同样显而易见的是，非学术的因素始终伴随着这一过程，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乃至左右人们的认知视角和研究路径。这些因素并不完全是负面的。
无论是不断变化的政治氛围和相应的意识形态在不同时期对研究者所产生的冲击，还是不同的学派之间为争夺学术空间和话语权所展开的交锋，抑或研究者个人出于地方情结对其所在区域历史文化的执着，所有这些非学术性的因素都在某种程度上激励人们从不同的角度挑战既往的认知，有助于推动考古学和古史研究领域认知范式的演进和转型。
但无可否认的是，这些非学术因素对学术研究本身也可能起到某种程度的制约、干扰乃至误导作用，很容易使置身于不同时代、不同学派、不同地域的研究者在纠正以往认知框架的偏颇或扭曲的同时，产生矫枉过正的新问题，结果导致人们在不同的认知取向——无论是疑古的、中原中心的，还是多元的或非中心的——之间来回折冲，难以形成共识。指望通过进一步的考古发掘，掌握更为充分的证据来解决这些困扰，或者通过考古发掘找到三皇五帝存在和活动的确凿证据，恐怕是不切实际的。只要时势在不断变化，只要还有不同学派的存在，只要人们还摆脱不了地方情结，这些争执就将会继续下去。在学术进步的过程中，我们最好把不同视角和观点的交锋视为常态，而把用非学术手段寻求“共识”视作真正有害学术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