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怀印：追迹华夏之初——古史书写中的想象与真实｜文化纵横(17)

此外，夏朝的历法、葬俗以及水稻种植、丝织技术等物质文化，也都源自长江下游地区。而史籍所载“禹周行天下，还归大越”，“昔者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禹封泰山，禅会稽”，“禹葬会稽”云云，均说明“东南地区是夏文化的发祥地”，“夏文化萌生于东南，夏王朝崛起于东南”。
陈剩勇的观点挑战了夏文化源自西部、崛起于中原的传统认识，也与考古学界以位于河南偃师的二里头为夏都的共识相左。为自圆其说，陈剩勇还否定了《史记·夏本纪》的叙事，认为司马迁因受夷夏观念的影响，才把夏禹与中原的黄帝牵扯入同一族姓集团，而实际上，正如唐代以后学者所反复论证的，禹并非黄帝之后、颛顼之孙，亦非中原之人。公允地说，在把二里头遗迹作为夏文化遗址尚缺乏内证的情况下，陈剩勇的夏文化东南起源说无疑提供了一个新颖的视角，有助于在重新思考夏文化起源的问题上开拓思路。他为支撑自己的观点而使用的文化要素源流分析，尤其值得重视。但夏朝究竟是兴于西北，仅仅在文化上受东南地区的影响，还是夏王朝本身即源自东南，且由东南向西北推进，仅凭陈剩勇所梳理的若干文化要素流传路径，尚不足以解答此问题。
再看“五帝时代中华文明的重心不在中原而在山东”这一观点。提出此说的江林昌先后任职于烟台大学和山东大学。他同样从梳理先秦文献入手，认为几千年来主导上古史叙事的“六经”和《史记》，仅仅反映了从周公、孔子到司马迁等名人的中原视角，皆本着“内诸夏而外夷狄”的立场，以中原历史文化为核心内容，刻意削弱、贬低了周边各邦国和部族的文化。
通过对山东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尤其是其中的墓葬、城市和文字的分析，江林昌提出“在五帝时代，最先进的民族是东夷民族，最先跨入文明门槛的是东夷民族，因此，最先建立文明王朝的民族应该是东夷民族”，且认为“在4000—5000年以前的我国的文明曙光时代，以东方的龙山和东南的良渚文化的光芒最亮，同时期黄河中游及长江中游的龙山阶段诸文化，其发展水平还达不到这个高度”。
他还依据先秦儒书以外的文献判断，夏代之前，东夷族已经建立了虞朝这样一个初型的国家，在五帝时代的前期有少昊、太昊和蚩尤等首领，尤其是在蚩尤的领导下，东夷民族对外扩张的势头曾经很猛，一度打败炎帝族，但最终败于黄帝；后期则有虞舜、皋陶和伯益，曾经与中原的唐尧、夏禹和夏启轮流执政，尤其是以舜为首的东夷族与以尧为首的华夏族之间，既有联合又有斗争。即使在禹建立夏王朝之后，东夷依然在起抗衡作用，先有东夷伯益与夏启的斗争，后有东夷后羿、寒浞与夏太康、仲康、相、少康的斗争，乃至出现“羿浞代夏”的篇章。然而，在“六经”和《史记》的叙事里面，东夷部族的活动多被边缘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