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怀印：追迹华夏之初——古史书写中的想象与真实｜文化纵横(15)

这一方法当然并非李伯谦首创，在他之前或与之同时代，已有梁思成、苏秉琦、邹衡、俞伟超等学者，在不同程度上将之分别用于对龙山文化、仰韶文化、先周文化和楚文化的分析，只是当时尚未有人明确提出这一概念。将这一概念和研究路径系统地提出来并加以发扬光大，获得考古学界越来越多同行的认可，是李伯谦最重要的贡献之一。作为文化因素分析法的延伸，李伯谦对其所谓“精神领域”的考古也十分重视，强调考古文化遗存所折射的精神层面的特征，并把它们放到更大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中加以认识，而非孤立、静止地进行识读。例如，在他看来，仰韶文化墓葬随葬品显得简陋，并非因为它落后，而是在于其发展模式的世俗性，这种特征在不同文化的冲突和交融中最终上升到核心地位；相较之下，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浓厚宗教色彩和神权至上特征，导致大量财富被消耗于祭祀活动，文化的存续和兴盛一旦失去了物质基础，最终只能走向衰亡。
这种解读能否站得住脚，当然还有待考古学界进一步探讨。须指出的是，李伯谦亦非最早提倡考古领域精神层面研究的学者，在他之前，已有何驽、俞伟超等人提出类似的议题，但在把这一视角具体应用于不同考古文化的比较研究方面，李伯谦似乎走得最远。
总之，20世纪以来的中国史前文化考古和古史研究领域新说迭出，门派纷呈。哪一家学说能够从中胜出，在某一个特定时期建立其在本领域的学术主导地位或话语霸权，不仅取决于这种学说所体现的历史真实程度，同样乃至更为重要的，是跟学说倡导者或门派开创人所建立的学术传承队伍，以及他们借助行政手段或社会网络所掌控的学术资源有关。
民国时期，以傅斯年为代表的释古派之所以能够在与以顾颉刚为首的疑古派争锋过程中占据上风，不仅因为他的理论对重建古史更具建设性，而且因为傅斯年能够利用其所领导的史语所这块学术阵地，组织自己的研究团队，左右学术研究和考古发掘工作，后来他被人讦为“学阀”也不无原由；而疑古派一路走衰，不仅因为顾颉刚的学术主张日益不合时宜，而且也缺少有组织的建制支撑。
1949年以后，夏鼐曾因过硬的学术背景和政治素质而长期作为考古学界的中坚而存在，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苏秉琦后来居上，影响力大大超过了前者，不仅因为他的“满天星斗说”以新取胜，突破了夏鼐及考古所同事始终坚守的“中原中心”旧说，也由于他在北京大学执教三十多年，带出了大批学术传人，具有夏鼐所无可比拟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