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怀印：追迹华夏之初——古史书写中的想象与真实｜文化纵横(13)

1979年，夏鼐任中国考古学学会理事长，苏秉琦为副理事长。1983年，夏鼐任文化部国家文物委员会主任委员，苏秉琦则为委员之一，夏始终在苏之上。
但苏秉琦有一个强项是夏鼐所无法企及的，那就是他在北京大学考古学专业的讲台上耕耘三十多年，带出一大批学生，日后几乎支撑了考古学界的半壁江山；其学术观点和影响力也在很大程度上通过自己的弟子延续下来。而夏鼐长期任职于研究机构，没有教学任务，虽然作为研究所领导和学术权威也能影响其身边的年轻同事，带出像安志敏、王仲殊这样的得力干将，但毕竟人数稀少，无法跟苏秉琦相比；1985年谢世之后，因传人稀疏，其影响力也渐趋消失。
相较于夏鼐之注重实证研究，方法上始终固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文字表述中规中矩，苏秉琦在学术上显得并不那么“安分守己”。公允地说，苏秉琦也很重视实证研究，而且做得比夏鼐更彻底。夏鼐只注重从专业角度对考古发现进行严谨的解读，很少标新立异，不愿意也不可能突破现有的认知范式，在理论和概念上进行大胆尝试，因此某些程度上延续了乾嘉学派罕及义理、述而不作的传统。而苏秉琦则少了些“本本主义”，更相信自己在长期的实践中通过对考古实物第一手的观察、触摸找到的某些有规律性的东西，也更倾向于超越传统的认识规范，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不过在改革开放前的几十年间，据其自述，苏秉琦不得不“夹着尾巴”，只能做好本职工作，即使有自己的想法乃至“创造性的认识”，也不会随意讲出来。但是在1979年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启动，学术气氛日渐宽松，年过七旬的苏秉琦也想体味“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在学术研究上“进入自由世界”，于是开始在不同的学术场合提出自己的观点，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便是所谓的“区系类型理论”，乃至以此为基础，提出要在考古研究领域建立“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或“中国学派”。
不过在夏鼐看来，这明显“逾矩”了，因为在中国，即使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那也只能是马克思主义的体系，而不能在此之外另起炉灶，因此他间接或直接地对苏秉琦的提法表示了反对。由于夏鼐的反对，苏秉琦及其学术传人不得不有所顾忌，暂时视考古学的“中国学派”议题为“敏感问题”。但是在1985年夏鼐谢世之后，苏秉琦成为考古学界当仁不让的掌舵人，他的区系类型理论也开始大彰其道，其学术传人在2009年中国考古学学会第十二次年会开幕式上公开宣示，要“深化和完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论即考古学文化的文化谱系论，高擎苏秉琦的旗帜，继续推进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此后二十多年间，苏秉琦及其门派在考古学界风头之健，盖可想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