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怀印：追迹华夏之初——古史书写中的想象与真实｜文化纵横(11)

不过，在不属于他阵营的学人眼里，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学阀”。夏鼐在评估1949年前的考古学界状况时，便指出当时的情形是“宗派林立，学阀称霸。胡适傅斯年辈学阀，是以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作为地盘的，成为一种排他性的宗派。像军阀一样，他们虽时常打算扩充地盘到别人的势力范围中去；但自己的地盘是绝不容他人染指的。这种风气也传染到考古工作中去。并行的研究机构，将田野工作的区域划分地盘，各据一方。中央和地方机构之间，也是互相争攘以求霸占材料，显著的例子如1929年秋间前历史语言研究所与前河南博物馆在安阳小屯发掘的纠葛”。
需要指出的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尽管考古学界在傅斯年的倡导下力图建立中国学术在世界上的“正统”地位，但事实上西方学术的话语霸权依然支配着国内的学术研究和评估体系。尹达曾就此评论说，1949年前的许多年里，中国考古学界那些“留学英美的资产阶级学者”，“差不多是完全依靠帝国主义者的‘资助’”以展开自己的工作，并且“经常按照帝国主义的所谓学术标准来衡量我们的考古工作。一经帝国主义学者的称赞，就感到声价十倍，沾沾自喜”，反映的便是这一现实。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国内学术界的气氛发生了根本变化。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引进苏联的研究方法，成为国内学术界包括古史和考古学界的新风尚。1950年考古所成立不久，便请苏联考古学者吉谢列夫来华讲学，让“中国的考古工作者了解了苏联先进的考古学的优越性，认清了中国考古学应走的方向”；与此同时，考古所也于1954年派人到苏联参加了苏联科学院历史学部主办的学术活动。而苏联经验中最核心的内容，便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为指导，把马列经典著作奉为圭臬，并应用于考古工作；另一条重要内容，则是强调“集体主义的工作作风”，个人的学术活动必须服从学术机构的总体安排，而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局限于“个人主义的狭小的科学研究的圈子”，亦即仅凭“个人兴趣”搞“闭门研究”。可想而知，在1949年后的近三十年中，受苏联模式和国内政治环境的影响，任何一个学术领域的研究者个人，都很难在集体协作之外开辟自己的研究空间，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当然更无从形成属于自己的学派或门派。
考古学界和古史研究领域也不例外，如果说有任何学派的话，那便是官方所认可的以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不过在这一高度集中和统一的学术体制内部，研究者个人只要遵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在此前提下，仍有形成自己的学术权威乃至个人影响力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