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怀印：追迹华夏之初——古史书写中的想象与真实｜文化纵横(8)

其实，按照该项工程负责人的解释，导致断代工程得以启动的最初设想，是要论证“黄帝”之实有其人其事，更具体地说，是为了恢复被疑古派否定了的“三皇五帝”体系的信史地位，从而牢固地建立起中华文明具有五千年历史之说。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构成了后来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宗旨。据介绍，探源工程之所以得以启动，“从根本上说是来自于中国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长期所承受的压力”，即过去国内外学术界很多人对中国是否拥有五千年文明史所持有的怀疑态度，更具体地说，古代文献中有关黄帝、炎帝、尧、舜、禹乃至夏朝时期的记述，包括《史记》所载五帝系世，究竟仅仅是传说或凭空杜撰，还是确实传递着一定的历史信息，过去“拿不出有力的证据来解答”，而探源工程所要回答的正是这一问题。
如前所说，经过十几年的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推动了浙江良渚、山西陶寺、陕西石峁和河南王城岗、新砦、二里头等遗址的一系列考古发掘活动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展开，取得了若干富有意义的成果。
不过，一个同样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当2016年该项工程第四期完成结项，2018年正式公布成果时，人们对上述问题的困惑依然如故，并未得到实质性的突破。该项工程的最主要成果，被归结为三句话，即“距今5800年前后，黄河、长江中下游以及西辽河等区域出现了文明起源迹象；距今5300年以来，中华大地各地区陆续进入了文明阶段；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区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并向四方辐射文化影响力，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这些判断对了解近几十年来中国考古研究状况的人们来说，并不新颖。难怪曾经对该项工程的启动起过推动作用，但由于年事已高并未直接参与的李伯谦，就对工程的结果感到失望，在2017年的一次采访中，埋怨“至今未见到正式整合的成果出来，还不知道公众最为在意的中国什么时候开始如何进入文明，如何建立国家了这些问题，究竟有什么新的说法”。
该工程的另一位负责人、考古所所长王巍，在2008年回顾工程进展时也曾说，“要想弄清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脉络，大概还要经过两个五年乃至更长的时间”。至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在中华文明的起源中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在工程的课题设计和实施过程中也始终被回避。十年之后，在2018年正式公布结果时，当初提出的要“弄清中华文明起源”的目标显然并未实现。所有这些，都印证了考古学者严文明在探源工程启动之初即提出的质疑，即不能用搞“工程”办法，也就是“计日程功”和“大兵团作战”的方式，来研究文明起源这样的学术问题，“作为学者要实事求是，要告诉人家，不要做什么工程，这是做不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