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怀印：追迹华夏之初——古史书写中的想象与真实｜文化纵横(6)

至于流行于民国时期国内古史学界的“夷夏东西说”，在20世纪50年代则遭遇了与考古学界“东西二元论”不同的命运。“东西二元论”作为对安特生“西来说”的回应和反击，在50年代得到国内主流考古学者的认可和继承，而“夷夏东西说”则在古史学界失去了踪影，尽管这两种论说紧密相连，但前者主要以旧史料为基础，兼受最新考古发现的激发，而后者则完全建立在当时的考古成就之上。虽然在50年代直接批判“夷夏东西说”的文字并不多见，但彼时的学者对此也讳莫如深。这是因为，倡论此说的傅斯年，此时已经随着胡适思想批判运动的深入，被视为胡适的“门徒”和“胡适派”在民国时期考古学界的中坚人物。曾经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与傅斯年共事并且在专业上受其指导和扶持的夏鼐，指责胡适正是通过自己的这样一位门徒控制了该研究所。
而在胡适思想指导下“‘为考古而考古’，和历史学不结合”的做法，更是“狭隘琐碎的作风”的体现。作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以下简称“考古所”）负责人之一的尹达，更是抨击“傅斯年之流曾长期占据我国考古学阵地，用伪科学为国民党的反动政治服务”。而傅斯年所提倡的“夷夏东西说”，此时再也无人呼应，便可想而知。
在“西来说”和“疑古论”遭到批判，而“夷夏东西说”被刻意回避之后，用唯物史观的方法重写古史，便成为1949年以后，尤其是在20世纪50年代经历了思想改造和胡适思想批判运动之后，中国考古学界的不二选择。而上古时期的神话传说，由于在不同程度上契合唯物史观所描述的原始人类的社会组织从母系氏族公社向父系氏族公社过渡，权力结构由氏族向部落和部落联盟转变的“普遍”模式，而重新获得重视，并在不同程度上被纳入中华文明形成过程的历史叙事之中。以“三皇五帝”为主体的神话传说，过去曾经被疑古派攻击为“伪史”而予以唾弃，同时也被绝大多数考古学者排斥在研究范围之外，现在则在唯物史观的框架下得以重新纳入视野，并且与20世纪20年代以来所陆续发现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等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存交织在一起，构成“中原中心说”的核心内容，长期主导中国通史出版物中关于中国史前社会和文明起源的历史叙事。
自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进入改革开放时代之后，来自政治运动的压力虽未完全消失，但已经大为减轻，意识形态的制约作用也日渐减退，过去那种动不动上纲上线的批判已经不见了。在整个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古史研究和考古学领域迎来了一个自由争辩、新说迭出的全新时代，时人谓之“学术的春天”并不为过。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先后出现了“满天星斗说”，“重瓣花朵说”，“新夷夏东西说”，“新中原中心说”及“新疑古论”。这些不同的论说，均持之有据，且多相互兼容，某种程度上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影响力也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发生变化。而一种新的学说在推出之后，究竟会在本领域产生多大影响，除了与该学说本身在学术上的说服力直接相关之外，无疑也受到各种非学术因素的制约。如果说，在改革开放之前，古史研究主要受各种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的冲击的话，那么在改革开放时代，能在多大程度上获得行政资源的支持，便成为决定学说影响力大小的关键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