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怀印：追迹华夏之初——古史书写中的想象与真实｜文化纵横(2)

华夏文明的源头何在？相较于其他文明，她的文化特质即所谓“中国特性”（Chineseness）到底体现于何处？如何在纷乱的神话传说与斑驳的史迹之间，辨别中华文明延续和传播的路径？数千年来中华文明赖以生生不息、延绵不断的动力和机制到底是什么？这些问题，不仅对古今史家来说始终充满魅力，而且对于20世纪以来以寻求民族认同、打造现代国家为己任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也一直萦绕于怀。
最早被这些问题所困扰的当推两千多年前的太史公。生活于汉初的司马迁，其出生之年（公元前145年）距离秦灭六国已有76年，距离武王伐纣已有900年左右，而传说中的商汤伐桀更是1400多年前的事，大禹治水也远在1900多年之前。尽管太史公追溯前朝事迹，有其得天独厚的条件，历朝所遗留的谱牒和个人的广泛游历，使得他能够建立夏商以来的王朝世系，但商朝以前的诸侯事迹，在他看来已经“不可得而谱”；至于禹之前的历史，更感到茫昧无稽，只能根据古籍和旧闻，加以粗略的梳理，本着“疑则传疑”的谨慎态度，写成作为《史记》开篇的《五帝本纪》。
不过，《史记》之所以获得后世的高度认可，不仅因为太史公在写作过程中所坚守的求真、存疑的严谨态度，而且有赖于其丰富的想象力和出色的叙事能力。
《五帝本纪》描述华夏“最初”的历史，并非把相关的远古传说和文字杂乱无章地拼凑在一起，而是有很强的“建构”意识。在前人所留下的头绪纷乱的碎片中，太史公梳理了一条清晰的脉络，始自黄帝，继以其孙颛顼，曾孙帝喾，帝喾之子帝尧，终以帝舜。黄帝作为始祖，在这条脉络中居于核心地位，太史公毫无保留地加以颂扬，谓其“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又谓“维昔黄帝，法天则地，四圣遵序，各成法度”。而对于过去各家各派有关黄帝的“不雅驯”之言，则加以规避，“择其言而雅者”，坚持从正面刻画始祖的形象。对于黄帝之后的诸帝，也同样以正面的笔调加以肯定。而对于作为黄帝竞争对手的同时代其他部族首领，太史公则予以贬抑，谓炎帝“侵陵”诸侯，不得人心；谓蚩尤“最为暴”，又谓“蚩尤作乱，不用帝命”，完全成了反面角色。总之，在司马迁笔下，以黄帝为首的五帝与其竞争对手之间的关系，变成了善与恶，正统与异端，文明与野蛮之间的争斗。
本文将梳理近百年来国内学术界对以华夏文明起源为核心内容的上古中国历史的认知历程。我们将会发现，渗透于太史公写作的两个最基本元素，即对历史真相的客观探求精神与对历史叙事的主观建构意识，仍然支配着20世纪以来古史研究者对最初中国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