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美国导演怀斯曼：“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福特先生……，您是如何拍出来这场戏的？”
——“用摄影机”……
——“您是否认为《要塞风云》想说的其实是军队的传统要比个人更重要？”
——“咔（cut）!”
《导演：约翰·福特》（Directed by John Ford，1971）
如果需要选另一位美国导演与弗雷德里克·怀斯曼做比照，那很可能最恰当的例子就是约翰·福特了：他们一生孜孜不倦用电影展现的，最终超脱他们的意志和意愿，其实是一幅主题为“美国”的图景或者一部长达上百、数百小时的电影；他们的作品尝试的并不是阐释、解释何为抽象的美国—他们对此确有些极力回避甚至颇有点嗤之以鼻；他们的信念在于讲述一群特定的人在——个具体的地方发生的确切“故事”——是，在他们的口中，故事而已。当然不止于此，就像奥森·威尔斯（Orson Welles）眼中的福特那样：“他是诗人又是演员， 面对最好的福特电影，我们甚至可以感受到脚下的土地是由什么构成的”。福特西部片中作为角色之一的自然景观——譬如纪念碑山谷（Monument Valley），也完全可以与怀斯曼电影中作为“主题”的各个美国“机构”（institution）做类比。
当然，面对伟大的艺术，界线很快就被打破，土地不再限于美国。
垂垂老矣的约翰·福特结束最后一部剧情片的时候，弗雷德里克·怀斯曼刚刚开始拍摄自己的第一部纪录片。逾五十年的创作生涯中，他很快地就建立了一套牢固的自有方法论，这一切都从说“不”开始：无评论（却≠无想法）、无干预不介入（却≠客观）、无采访（却≠无关照）、无音乐（却≠无情感）；拒绝任何固有的意识形态、拒绝各种十年一换的“主义”、拒绝纷繁复杂的“理论”潮流：“不，我拍自己的电影”。怀斯曼非常乐意解释自己电影中的一切细节，尤其是事关创作的选择，但却对阐释不越雷池一步，因为也许所有的阐释都是过度的（如果我们能够如此幸运的拥有事实，这还不够吗？）；他也对自己电影中任何可以被人过于容易地取来即用的实际上非常廉价的象征性符号避之如“瘟疫”（如果我们能够如此聪慧地看见且看到事实，这难道本不就已经很难了吗？）。
怀斯曼认为自己的电影更多地汲养于文学，也因此他拒绝纪录片和剧情片的分野。对于他来说，文学之美和电影之美是类似的，来自于形式，来自于不可言明或者无法言说的混沌和暧昧；来自于具象全可见（le littéral）和抽象只可感（l"abstraction）的相交、碰撞之处。电影，应该像是戏剧、小说、诗歌一样，属于虚构的创作且并无具体可估（沽？）的“社会”价值，尤其不应该像是期待青霉素之于梅毒那样指望纪录片作用于社会：即使从《提提卡荒唐事》到《波士顿市政厅》他拍的一直都是公民/市民面对权力/机构，或者说个体面对权威，但视角却是日常的生活。他用日常生活的复杂性对抗俗众纪录片的教育性，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不只是深入人心的标榜和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