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美国导演怀斯曼：“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3)

你后来差一点子承父业，因为大学时候念的是法律，之后甚至当了几年大学法律老师。
怀斯曼：这是后来的事了，首先我念大学是因为不想服兵役被送上朝鲜战争的前线。毕业之后我服完兵役，从1956年到1958年在巴黎住了二十一个月，半工半学，我很享受那段“波西米亚”生活：读小说，去看戏看电影，和我的妻子一起生活。但同时也在思考自己究竟想做什么，我是一个特别“慢”的人。回美国后“机缘巧合”我成为了一名法律老师，教授知识产权法、家庭法、医疗法律。但我对此丝毫没有热情，说实话。
你离开巴黎不久，法国新浪潮发轫，那是一个要求（拍摄）电影不再对年轻人层层设限、电影拍摄本身也离开片场走入生活走向街头的世代。
怀斯曼：恰好是新浪潮诞生之前。住在巴黎的那段时间，我流连于拉丁区，每周至少看四五部电影，也非常经常去看戏剧。感觉那时候的独立电影比现在还多，但只要用心多看，就很快又可以把电影史摸清个一二。我也开始拍一些八毫米的“家庭电影”，记录我们的旅行或者生活，或者还拍过一家位于殉道者路（rue des Martyrs）上的小商店，我的妻子在那里购物。
又是什么时候开始想到以拍电影为自己的职业？
怀斯曼：我不知道，也许一直在那里，但我没有什么行动，因为自己很“慢”。

《冷酷的世界》海报。但无论如何，首次接触电影，你的身份是制片人。买下华伦·米勒（Warren Miller）《冷酷的世界》（The Cool World）的版权后，你找到了雪莉·克拉克（Shirley Clarke）来执导这部电影。但过程似乎非常不顺、不愉快……怀斯曼：我没有任何电影经验，但因为很喜欢这部小说，于是买下了版权希望将其改编成电影。因为我很喜欢她之前的一部叫做《接头》（The Connection,1961）的电影，于是就找她来执导了这部《冷酷的世界》。我用尽了心力找到所有认识的人筹钱完成了制作，但其实我对于做制片人没有任何的兴趣。而在观察她拍摄的过程中，我意识到了自己完全也可以去拍电影，于是在1966年放弃了大学教职，决定以之前带学生常去的地方—马萨诸塞州桥水市的一家精神病监狱/医院为主题，完成了《提提卡荒唐事》（Titicut Follies,1967），“纪录片”也一直是我感兴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