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美国导演怀斯曼：“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4)

结束了这部电影之后，我就想继续拍摄“机构”（institution），以此为主题，完成一系列电影。那时的纪录片大多关注于一个具体的人物，政客或者明星，而我觉得在日常生活中反而有更多的悲、喜剧，这些角落仍然有待于人去拍摄。
理念
你往往将自己“塑造”成一个政治不介入或者说不以政治、社会意识形态为自己创作引导的形象，然而我觉得这可能不是无懈可击的事实或者说并不是一贯如此。比如，《冷酷的世界》这部电影是有着强烈的意识形态的，它讲述的是美国非裔族群的问题。你当时不可能是以“非介入”的想法来推进这部电影的。更勿论在1966年到1973年间你还和朋友建立了一个社会援助的社团组织。我想知道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这一切失望的。
怀斯曼：你的这些想法只能是部分符合事实，也许我那时比现在还幼稚。但我必须澄清的是，首先，这不是我的电影；其次，《冷酷的世界》这部电影的视角与原著小说还是有很多不同的。即使对于当时的我来说，电影也还是太过于说教了，社会、政治感介入感过强、过明显，或者说太正统，以至于失去了所有的微妙之处。小说要丰富的多。这其实也是为什么我说的对剧情片或者说这部电影有些失望的原因。我对这部电影的创作没有做出任何干涉，即使我是它的制片人，它完全是一部雪莉·克拉克根据自己的理念完成的电影。别忘了，当时我也没有任何的电影经验，这也是为什么我找到她来拍摄的原因。否则我为什么不自己拍？那个社团，其实是我当时维生的工作，而且它不是一个政治性的社团。社团从政府那承揽项目，做调研，当然调研的领域是政府廉租房或者类似的议题，它更多的是一个实践性的而不是意识形态性的社团。
我当然不否认自己一直对社会议题感兴趣啊，但你要说这是我创作的动力，我绝不会承认。因为我知道社会议题永远比我们看到的对此作出意识形态方面解释的作品更加复杂。在我的电影中，引导我创作的是直觉。

《医院》剧照。说得轻巧，你也知道，一个人的世界观或者说她的意识形态，是那么容易地就可以和创作剥离开的吗？怀斯曼：我和你说一件事，1968年《医院》（Hospital）上映后，有一个左翼的很重要的影评人写了一篇很严肃的差评，也说了讨厌的原因：因为我的电影中没有明确表现出来白人医生、护士是如何霸凌、压榨西班牙裔的护工或者病人的（电影中的医院在纽约一个西班牙裔移民聚集区）。我觉得这彻头彻尾就是一个无稽之谈！更何况我看到的正是一群连续工作二十小时的医生护士，他们不分肤色性别地收治病人，试图更好地完成自己的工作。那关于这个影评人，首先也许她从没在一个医院的急诊区待超过一个小时；她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意识形态，这完全没问题，但人不能完全被自己的意识形态蒙蔽双眼，或者使其成为唯一的判断指南。意识形态确实告诉她，白人医生、护士会压榨有色人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