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辅巨头沉浮录（1978-2018）(10)

一向被中国知识界视为精神家园的三联书店也未能免俗，2004年，有记者举报说，据统计，前一年，三联书店出了200多种从学前班到高考复习资料的教辅，远超同期的文化类图书出版量。不仅如此，书店还涉嫌买卖书号、包给三无出版商等等事件。
中央看到教辅市场越来越乱的景象，也是连出重拳，誓死捍卫中国教育从应试转向素质的大趋势，坚决不让教辅这种东西随意蔓延。最大的变动莫过于2001年起，禁止各地制定“推荐教辅目录”，禁止学校再集体征订教辅。
但这件事进行得并不顺利。中央要减负，地方要挣钱——出版局都搞企业化改制，不靠教辅，拿什么完成自负盈亏？不过中央是狠下心要治一治教辅的，随后几年，限价、限量、限“红头文件”的行政命令层出不穷。
任志鸿乐得更欢了，教辅越乱，盗版、劣质、小公司越多，他这种正规的头部玩家就越受重视。学校是不可能离开教辅的，大品牌的高质量教辅，学校没有任何理由拒之门外。于是，大鱼吃小鱼，世纪天鸿的销售业绩更旺了。
说来也怪，按道理来讲，此时的教辅行业已经进入了完全竞争市场，to B 的有了大玩家，to C 的百花齐放，按照今日正常的逻辑，夸张点说，应当是教辅行业的小公司们一起用《反垄断法》来告任志鸿才对。但是为什么最后硬生生蹦出来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头《五·三》呢？
与其说教辅进入完全竞争市场，不如说大家把容易挣的钱都瓜分了。那时候大家抢着做征订，没人搞零售，就是因为觉得零售产品你抄我我抄他，没什么不一样的……
但是卫鑫说，他要搞零售，而且要用质量说话，要做一本能让学生在高考中确实提分的教辅！

这句话说出来，任志鸿都要汗颜几分。《志鸿优化》抓住的最大的市场，就是中学阶段的同步市场。老师和学生需要一种“每天做题、每天判卷”的状态。学生成绩提高了，肯定做题多了有一份功劳；成绩下滑了，总不能赖一本教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