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舟：“瘟”与“疫”有何不同？(5)

孙思邈图
魏晋到隋唐这四五百年正处于新旧理念交替之际，这一时期医术与法术、道术也仍然不太能区分，甚至唐代名医孙思邈所著《千金要方》中卷二九、三十《禁经》上下，都完全是道教的禁咒；因为古代巫医一体，故早期中国医术原本就有“祝由”一科，以祝咒为医疗之法。当时道教之风颇盛，而道士往往集法术与医术于一身，既会用符咒治病、炼丹延年，也会用草药、针灸、接骨，还讲究如何通过五禽戏等身体锻炼来强身“卫生”。晚至金元时期，许多针灸名家往往同时又是炼金术士或用符箓治病的行家，还有一些则被明确地指认为是主流的全真派道士。
这样一个时代背景，当然会影响人们如何认识、应对瘟疫。虽然南北朝时多次瘟疫大流行，人们也有了应对经验，但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疫疠病诸候》论述瘟疫时仍说：“其病与时气、温、热等病相类，皆由一岁之内，节气不和，寒暑乖候，或有暴风疾雨，雾露不散，则民多疾疫。病无长少，率皆相似，如有鬼厉之气，故云疫疠病。”在这里，前半段基于气化宇宙观，但后半却又说到“如有鬼厉之气”，和早先的巫术思维藕断丝连。
甚至最早记载“瘟”字的东汉蔡邕《独断》就说：“疫神：帝颛顼有三子，生而亡去为鬼，其一者居江水，是为瘟鬼；其一者居若水，是为魍魉；其一者居人宫室枢隅处，善惊小儿。于是命方相氏，黄金四目，蒙以熊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常以岁竟十二月从百隶及童儿而时傩，以索宫中，驱疫鬼也。”在这里，“瘟鬼”隐伏在长江一带，这本身也表明，在当时人心目中，南方新开发的长江流域传染病很多，所谓“江南卑湿，丈夫早夭”（《史记·货殖列传》）。
到后世，就出现了所谓“瘟神”，相信瘟疫正是有神灵执掌的。余新忠发现，直至清代，人们仍“视鬼神为瘟疫病原”，而这一点“最集中地体现在‘大疫流行，必有鬼神司之’这样一种认识之中”。不过确切地说，进步毕竟已经出现，因为“瘟神”已经不是“疠鬼”——“疠鬼”是在病人身上作祟的邪恶力量，驱逐它才可以重获健康；但潜伏在瘟疫患者身上的却不是“瘟神”而是瘟疫本身，瘟神只是掌管它的神灵。换言之，前者相当于疾病的人格化，后者却是疾病控制者的神格化。
大抵也是从汉魏南北朝时期起，南方开始深入开发，另一个新字“瘴”也开始频繁见诸文献。扬雄《方言》和许慎《说文解字》中均无“瘴”字，一般认为它的出现不会早于东汉初期。山林中的“瘴”虽然与人际传染的“瘟”明显有别，但却同样是一种“气”；但在典籍中，这也牵涉到复杂的理念，左鹏甚至认为所谓的“瘴”只是一种意象，起源于中原汉人到达岭南等地后，因水土不服、自然条件恶劣等原因而产生的观念。将自己无法理解的病因归结于看不见摸不着的“气”，这说起来并非只有汉人才这样，中古藏区和帕米尔地区的居民甚至将空气稀薄带来的高原反应也归结为大地吐出的毒气，或是起因于有毒的杂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