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舟：“瘟”与“疫”有何不同？(4)

这种观念，在秦汉之后逐渐成为中医的主流理论，这一时期正是“典范转移”的关键时期。东汉经学大师郑玄虽然根据古义将“疫”解释为“疠鬼”，但他对《周礼·天官·疾医》的注解又认为：“疠疾，气不和之疾。”这说明新观念正在渐渐取得影响力，这也解释了为何“瘟”字晚至东汉末年才出现，但却后来居上成为中国人对这种传染病的称呼。
为何中国医学没能发现瘟疫病菌？
据医疗史学者林富士考证，中古时期对瘟疫的认知仍是很模糊的，当时医籍中所谓的“温病”、“疫疠”等等，“往往都是某种或某些‘流行病’的泛称”。古代所谓的“瘟疫”，说到底根本不是“一种病”，而可能对应很多病症，鼠疫、霍乱、麻风、痢疾甚至流感，这些现代人看来迥然不同的病症，对古人而言都算是“瘟疫”。
传染病的流行需要两个基本条件，即人口的密集群居和公共卫生较差，上古人烟稀少，近代以后卫生条件逐渐改善，因而在东西方历史上，中古都是瘟疫横行的年代。由于汉魏以来社会上习惯于家族聚居，而在兵荒马乱之际瘟疫爆发时，这更可能造成较大规模的流行，其结果是中古时期反复出现瘟疫盛行，其频繁程度为中国历史上少有。汉魏以来医者的要务之一，就是辨明并强调伤寒与时气（时行）病源的差异，但在魏晋到隋唐之间的三四百年里，医者对于伤寒、时气（时行）、温病（温疫、瘟疫）的分类，病源及其异同的见解，仍未形成定论。也正因为这一期间瘟疫大流行，为整个社会所关切，“瘟”字才首度频繁见于文献记载，影响及于后世。
然而，任何这样深层次的新旧观念消长都要经历相当长的过程。杜正胜曾说，中国历史上的医家，大抵可以分成三种类型：上古混同于巫，战国至唐通合于道，宋代以下攀援于儒。两汉时治疗疾病仍是“巫、医、道三家并致”，说明人们不大确定何者更“科学合理”；在东汉中晚期出现的《太平经》中就秉持这样的信念：无论是用方药（草木方、生物方）还是用灸刺，其所以能除疾治病，主要关键还是在于方药中有鬼神之力（天神；地精；人鬼），能驱使“神、精”替人治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