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舟：“瘟”与“疫”有何不同？(6)

在西方，瘟疫起初也是让人无法理解病因的神秘疾病，传染的概念出现时，甚至在希腊文里都没法找到任何一个特定的词来准确地给它命名。虽然意大利医生吉罗拉摩·弗拉卡斯托罗已经在他1546年出版的《传染病》（De Contagione）一书中率先提出“疾病由病菌引发”的观点，但17世纪的欧洲人都还相信瘟疫是通过有毒的气团进行传播的，这些气体无色无形却足以致命，人们希望通过香味浓重的花束和熏香来驱赶病毒。甚至直至19世纪初，欧洲很多医生和植物学家还谴责森林里有致人疾病的瘴气，并把伐光树木推荐为一种公共健康措施。事实上，一直要到1883年德国科学家罗伯特·科赫发现霍乱孤菌、1884年德国细菌学家格奥尔格·加夫基成功分离出伤寒杆菌以后，恶臭具有危害性的观念才最终失势。1894年，香港爆发鼠疫，这成为细菌学在中国最初实践的契机，此后，上海等沿海口岸建立的医院和卫生机构都开始将细菌学作为一门重要的研究科目引入。
微生物（当时将细菌理解为一种“微虫”）才开始成为中国知识精英对瘟疫病因的解释。

霍乱孤菌
为什么中国人对瘟疫的认识在逐渐摆脱最初的巫术理念，基于气化宇宙观发展出新理论之后，却没能再往前走一步呢？这里面的原因当然极为复杂，但有一点值得指出：在中国思想中，“气”无处不在，但却不是一种物质，因而只能通过“调理”来重新恢复阴阳、寒热平衡的方式治病；而在西方观念中，或许同样认为毒气是引发瘟疫的病因，但他们却认为这“气”是一种物质，是可以进行观察、分析、研究的对象。事实上，18世纪的法国化学家拉瓦锡从空气中识别并命名氧气和氢气，也是同一方法的结果。在这样的逻辑思维驱使下，发现瘟疫真正的病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但在中国文化中，就只能发展出中医了。
参考书目：
[英]E.E.埃文思-普里查德《阿赞德人的巫术、神谕和魔法》，覃俐俐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