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仇恨与爱：我们如何想象“黑人文学”？(5)

但莫里森并不想要读者止步于同情，而是想要探讨为何佩科拉“渴望自身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个愿望蕴含着“种族性自我厌恶的暗示”。虽然詹姆斯·鲍德温强调“黑人也很美”，但占据主导的白人社会的审美和社会文化对黑人的心理结构造成冲击，无孔不入的白人文化让黑人文化变得支离破碎，黑人不得不向中产阶级白人的价值观靠拢。故事最开始以小女孩克劳蒂亚这一外人的视角展开，“大人、大女孩、商店、杂志、报纸、橱窗标志——全世界公认所有女孩都会把那种蓝眼睛、黄头发和粉红色皮肤的娃娃当作宝贝。”但是克劳迪娅却对这样的娃娃丝毫提不起兴趣，甚至想要拆掉娃娃，“看看它到底是用什么材料做的，看看它哪里可爱，哪里美丽，哪里吸引人”。克劳蒂娅对娃娃的排斥和科佩拉对秀兰·邓波儿的迷恋其实属于同一根源——白人女孩形象的审美霸权，以及自己身份的被剥夺。

《最蓝的眼睛》，托妮·莫里森著，杨向荣译，南海出版公司，2013年8月
可以发现，科佩拉对自身的厌恶还通过世代传递。在克劳迪娅看来，佩科拉一家将这种自我厌恶穿在了自己身上。“就像有个无所不知的神秘主人给了他们每人一件丑陋的外衣，让他们穿上，而他们毫不质疑地接受了。”而广告牌、电影和人们的目光也都证实了这一切。佩科拉的母亲波琳离开了熟悉的黑人社区到了俄亥俄小城，电影院内西方白人的形象和幸福的生活让她觉得自己充斥着贫穷的生活难以忍受，因为电影中的白人男性不会打老婆。因此她忘记了自己童年在自然中可以汲取到的快乐，不仅将电影中对“美”的描绘看作唯一的定义，并讨厌自己“又黑又丑”的女儿科佩拉，甚至在白人的雇主家庭投射自己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将雇主的肯定视作自己生命的意义的漠视也直接导致了佩科拉对自我的怀疑。
《最蓝的眼睛》印证了当黑人无法拥有自己的价值观并认可自身的文化传统时会遭受怎样的悲剧。如同莫里森在故事的开篇就描绘了一幅白人中产家庭幸福生活的图景，并将这一段落重复了三次，并抽调了标点符号。它就像是已经疯癫的佩科拉脑海中的臆想，诅咒她无法挣脱被排斥和孤立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