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阅读」康震：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文化担当与时代使命(4)

比如曹丕提出“铭诔尚实”(《典论·论文》)，左思反对赋创作“虚而无征”，主张“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三都赋·序》)，刘知几倡导“不虚美，不隐恶”的良史作风(《史通·载文》)，白居易在《新乐府序》里标举“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的创作原则。这里的“实”“征”“本”“不虚美”“信”，与其说是求真，不如说是向善。在古代文学家看来，求真的根本目的不在于精准描摹客观事物，而在于追求一种真实、真诚、诚信的态度，在于扬善贬恶，在于追求至善，这当然与古代文学创作的根本目的有直接关系：“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毛诗序》）可见，“诗”所要言的“志”，事关治世安邦，事关“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说到底，就是要通过“诗”传达事功、政教、历史、教化等等社会经纬之善。
事实上，《诗经》中的《生民》《公刘》《大明》《皇矣》《绵》等篇章所讲述的也正是族群的历史、政治与教化之事。所以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说：“其作诗者，道己一人之心耳，要所言一人，心乃是一国之心，诗人揽一国之意以为己意，故一国之事，系此一人使言之也……”这便是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诗教说，也就是美善统一的理想与精神，它要求文学发挥讽谏劝戒的政治教化功能，要求“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白居易《与元九书》），要求将社会的伦理政教与个体的身心情感统一在文学作品当中，一方面充分表达个人的的情感、欲望，一方面适时的传递社会理性、社会规范与政教体制，由此也形成了文与质、缘情与载道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学理论形态，美善统一的理想也成为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文学创作原则与美学精神，渗透在古代优秀的文学作品当中：
“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王维《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王安石《登飞来峰》）即便抒发的是浓郁的个人情怀，也依然离不开政教伦理之道，因为古代的文学家与士大夫们本来就是伦理政治的主体，所以美善兼具、美善统一的文学精神也就必然贯穿在文学创作的过程中，也就必然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本质性特征与重要传统，它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主题、思想内涵、艺术风格、美学传统的形成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