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阅读」康震：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文化担当与时代使命(9)

然而，随着时代、社会的变迁，儒家的礼乐精神不可能永远一统天下，以儒、释、道为代表的多元文化思潮在不断更新着古代文学的内涵与主题，丰富着古代文学的情感智慧。事实上，无论是超然物外的老庄学说，玄礼双修的魏晋风度，还是妙解般若的佛理禅趣，修养心性的宋明理学，最终总是要落实在情感这个本体上，落实在审美的文本里。当作家在追问生命的本体意义时，同时也是在追问情感和审美的本体意义，多元文化的思想智慧就这样在文学情感的世界里彼此渗透、相互渲染，也许正因为如此，中国古代文学的情感世界，虽有绝望却不致毁灭，虽有自由却不致疏狂，虽有浪漫却不致滥情，虽有藐视礼法、睥睨群雄，却不致离经叛道、反复无常，这里既有个体的强烈情感抒发，又有社会理性的自觉遵循，这里蕴藏着难以言尽的思辨与智慧，蕴藏着个体对自然、人生、宇宙的敏感、追问与深情，它们共同沉淀在含蓄蕴藉、温情敦厚的文学文本当中，共同汇聚成巨大的民族情感本体，显示出巨大的情感智慧，对中华民族的情感培育、个性养成、心理建构产生了重大影响，沾溉之功，其泽甚远。
中国古代文学还创造了一个审美的世界，古代的优秀作家们不仅拥有高超的审美鉴赏力，更有高超的审美创造力，体现出中华民族特有的审美智慧。就审美创造的过程而言，这是言与意的智慧，就审美创造的感受而言，这是滋味的智慧，意境的智慧。
在古代文学家们看来，审美创造的最高境界是得意而忘言，所谓“但见情性，不睹文字”“真于情性,尚于作用，不顾词彩，而风流自然”（皎然《诗式》），所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含蓄》）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严羽《沧浪诗话·诗辨》）。
他们共同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具体的语言文字，究竟如何才能创造出最高的审美境界？他们认为，言是文学手段，意是文学目的，文学手段固然重要，但不能因为手段重要而忽略了目的重要。一方面要通过手段到达目的，一方面又要通过否定手段来强化目的。对创作者而言，文学创作最终呈现的美，不是“言”这个手段之美，而是“意”这个作品之美。对接受者而言，要领悟到这个美、这个意，就要披文入情，唯意是求，不能拘泥于语言文字之美而忘记了“意”这个根本之美。
因此，当作家创造出文学作品之后，当读者开始全身心的关注作品之美而完全忽略了文学手段之美时，文学作品的审美创造才真正全部实现，这样的文学审美创造才是成功的。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文学手段只有充分的否定了自己，才能实现文学作品之美，对手段否定的越彻底，对作品的创造就越成功。这是具有鲜明中华民族特色的审美智慧与审美创造观，其思想渊源依然要追溯到儒道两家的文辞观与言意观中，所谓“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孟子·万章上》），“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庄子·秋水》），“语之所贵者，意也”（《庄子·天道》），“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庄子·外物》）。显然，言与意的审美智慧反映的就是中华民族特有的辩证思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