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世的有限与超越——《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中的世界理性(3)

在古典时代，“什么是善的生活”与“怎样的一生值得过”这两个苏格拉底问题是合一的，它们共有一个答案：“未经省察的生活不值得过”。这不是因为古典时代承认“知识即美德”的形而上学同一，而是因为形而上学承认智慧，并在诸时代服务于缪斯的、基督的或人性的智慧。纳尔齐斯便是如此，修道院既是知识的场所，亦是修行的场所。然而到了现代，这两个问题之间的关联断裂了：不仅知识不再意味着美德，我们甚至无法证明追求知识和道德的生活是值得过的。不再承认智慧的现代个体是孤独和有限的，知识与道德都不能克服这种孤独有限，理性亦不能许诺理性王国在世界上的终将实现。
那么，现代人生命中的超越性又何以可能？中世纪的超越性源自信仰，它贬抑有限的俗世肉身，将超越性寄托于彼岸，有限与超越看似不相容；然而现代人的超越性，反而正是被这有限性所激发。动物贫乏于世界，猪生有限却对此无觉无识；人觉悟了这种有限性，它却成了超越自身的契机。世界理性的一个特征，就是它常呈现为契机，而非持恒的原则，它询问可能性，而不太强调确定性。对确定性的追求内含了对持恒性的追求，亦是将诸事物与诸力量结成稳定构造的前提。确定性在时间上意味着可预期性，然而世界理性的思想契机却是易逝的；确定性以主体间的“共知”为标准，然而世界理性的契机仅在可能性上向一切人敞开，却不确定具体各人能否因此契机而有觉悟，尼采说他的哲学“为一切人，又不为任何人”便是此意。对于转瞬即逝的契机或个人体验而言，重要的是可能性而非确定性。
在歌尔德蒙的流浪生涯中，“无产”既是生存的危机也是“不执于”财产的契机；在对生命与美之易逝的感悟中，“虚无”既是一次危机也是艺术创造力的契机；在尼克劳斯师父的雕塑工坊里，宗教真理的失落，既是沦为技术的危机，也是再次出发走向神秘的大地之母的契机。
纳尔齐斯如是谈论科学的本质：“没有什么比确定差别更重要，科学就是辨别的艺术。举例说，你在某一个人身上找出一些区别于其他人的特征，这就叫做认识了他。”——为了避免混淆和错乱，我们必须作区分，你要知道一件事物是什么，就必须能说出它不是什么。追求区分与追求清晰是同一回事，久而久之，思想者也就将自身与世界区分了开来。对清晰性的追求，往往诞生于内心不属于他的周遭的人，力图以清楚明确的方式与世界打交道；纳尔齐斯是一名爱上帝胜过爱俗世的中世纪修士，但其实这个道理在每个时代都成立。尼采将现代科学视作苦行僧理想的后裔，纳尔齐斯一定会同意，因为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这种生活形式中的虚无危机，他明白自己的危险是“窒息在没有空气的太空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