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团队如何高质高产？这位世界顶尖科学家如是说(2)

在美国留学期间的杨阳。
走出舒适区，人一定要有梦想
我在台湾出生成长，1982年于台湾成功大学物理系拿到学士学位，1985年到美国马萨诸塞大学洛厄尔分校攻读研究生。
读本科时，我只是一个平均分不到70分的物理系学生，不会考试，也不知道怎样拿高分，虽然很努力，却始终不得其门而入。但到了美国后，尽管就读的大学排名将近第200名，但老师们个个鼓励学生讨论，就算意见不一样也很欢迎。我这人天生就喜欢问各种问题，这种鼓励学生发表看法的科研氛围，让我如鱼得水，一下子变成一个门门拿A的学生。
在美国读研，最大感触是做习题——规规矩矩地做，常常做完就是深夜，有时还会做到天亮，而且老师批改很严，不对之处都会挑出来。对学生来讲，这就是一个蹲马步打基础的过程。因此我当老师后，通常不希望一年级研究生做科研，而要求他们专心修课，因为错过这个打基础的时期，对他们今后职业生涯有百害而无一利。
求学期间另一件对我人生影响很大的事，就是当了五年助教，让我深深体会到教书的乐趣和与学生交流的重要性。现在很多研究生认为当助教耗费时间，但换个角度看，它帮助我学会如何与学生打交道，锻炼沟通和讲演技巧，同时也让我认识到自己对教书有股热情。因为当过助教，我很早就认识到教学之所以令人着迷，就在于它借由人和人的互动，产生对一个人、一个班级或一个学校的重要改变。
1992年取得博士学位后，我拿到多个工作机会。我想将来做教授，所以最后选择到加州大学河滨分校做博士后。当时博士后薪水只有一年2.2万美元，不到有家公司给我的一半，也不能拿到绿卡。我那时很穷，很需要一份好的收入，就连导师也劝我留在当地。但我太太非常支持我去加州，我们都认为，人一定要有一些梦想，不能只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就租了一辆货车，从美国东北沿海出发，开了大约五千公里，穿越美国大陆搬到西海岸。回头看，这是我人生中一个重要转折点——我走出生活6年多的“舒适区”，到新的地方重新开始。
到加州大学河滨分校后，我开始从事光学物理研究。实验非常不顺利，我夜以继日地做，很累，可就是没有结果。10个月后才发现，我用的激光仪器头一天就坏了。虽然累惨了，却也练出一身功夫，知道如何发现和排除故障。我当时的老板布赖恩·科勒教授是德国后裔，十分重视自己动手，训练出来的学生动手能力也都特别强。
做博士后大概8个月后，有一天我遇到一位读MBA的朋友，他在帮还有两年合约的博士后太太找工作。我问他为什么动手这么早，他说，你永远不知道机会什么时候来，如果没做准备，机会来了也会错过。这句话让我终生难忘，促使我也开始找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