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孤身一人”变成“孤独”：一种现代情感的诞生(7)

例如，1779年，在一封有关某位瑞伊夫人的信中，卡伦表示他的病人患有“神经衰弱，经常困乏，但没有危险”。他建议她多运动，尤其要多骑马，目的是通过身体运动，刺激神经纤维，激发精神活力。在这种背景下，卢梭和沃斯通克拉夫特寻求孤独时的轻盈脚步，颇具讽刺意味地成了一种避免消极和过度孤独的方式。在卡伦看来，不能喝茶和咖啡，因为这两样东西会让人兴奋，但最关键的是，瑞伊夫人要学会让头脑保持忙碌。卡伦这样解释道：“她的头脑和她的身体一样需要受到关注。不管她喜不喜欢见她在国内外的朋友，她都要寻求各种娱乐和轻松的消遣，同时避免沉默和孤独。”与之类似，在1777年，卡伦敦促“歇斯底里的忧郁症患者”艾伦夫人找个伴、多聊聊天，虽然他“从不知道说理”会对一个歇斯底里的女人有多大影响。
在19世纪，西方医学对身心健康有了新的分类方法，并且发展出了一系列专业学科：一方面围绕情绪和心理健康，另一方面围绕身体器官、人体系统及各部位。相对于用体液论来解释孤独，现代医学对孤独的解释有着深刻的不同，那就是其积极的特质通常是不存在的。我们过于注重把一个人的社交能力当成一种精神健康的理想模型，因此不太关心独处的积极方面，更遑论独处对身心的影响了。然而，直到1945年，德国哲学界和文学界才开始重视孤独（Einsamkeit）的益处。回望前几个世纪对独处的追求，“独处”一词意味着自愿从纷繁搅扰的生活中抽身而退，这样个人便可以反思，冥想，与上帝或某个高级造物者交流。
很可能是在18世纪后半叶，独处在生理学和医学上被认为是比较有问题的；这与当时的哲学和政治背景相关，在这种背景下，社交能力（某种程度上是孤独的反义词）在英国的高知文化中变得日益重要。文学批评家、英文教授约翰·穆兰探究了18世纪中叶小说的兴起，认为这和“公共领域”一种特有的感伤情绪的勃兴，以及文学敏感度、同理心的出现密不可分，而后者则是世俗社会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某种程度上，这不禁让人想起历史学家威廉· 雷迪的论述。雷迪认为，在法国大革命之后，法国社会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情感”，即一种情感体制被另一种替代了。通过公众集会或集体参与创造价值共识来展现一个人的社交能力，这是公民社会得以彰显和强化的方式之一。这也说明了情感语言的流行与性别、同理心以及对于他人的道德和伦理责任密不可分。
社交能力关乎礼貌，关乎对举止、世故和教养的重视。18世纪上流社会的上述特征也关涉象征、身体、手势、口头所展示的规范，正是通过这些规范，社交能力得以确立。约瑟夫·艾迪生和理查德·斯蒂尔创办了日更出版物《旁观者》，将哲学和礼仪传授给那些志向高远的中产阶级男性和女性。其中罗杰·德·柯福利爵士等人物的描述提醒读者：在理想情况下，自见面的那一刻起，“仁爱”就“向每个人流淌传递”。斯多葛哲学也表述了类似的观点，这种哲学强调“共通感”（sensus communus，认为共同的情感将个体和社会联结在一起）的价值。还有像亚历山大·蒲柏这样的诗人也提出“自爱和社会性是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