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孤身一人”变成“孤独”：一种现代情感的诞生(9)

“孤独”作为一种连贯的情感状态出现，是人口变化和城市化的产物，伴随着诸多其他的重要因素，造成了日益个体化、世俗化、疏离的生活方式。这些因素包括：现代关于身体和精神的科学信仰，以及灵魂作为一种解释来源的衰落。继法国哲学家勒内·笛卡尔（他最为人所知的就是那句格言“我思故我在”）早期写就的神经学作品之后，人们得以将人体看作一架自动运转的机器，把包含心跳在内的身体活动视为生理冲动的反映，而非精神上的存在。心灵和身体是相互分离的领域，身体（通过大脑）处于心灵的控制之下。
继这些科学和精神变革之后，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肇始，传统的国内制造业被工厂规模的计件工作所取代。支撑经济和社会变革的是查尔斯·达尔文的著作和进化生物学的兴起，它们通过一系列的虚构情节和社会隐喻得到彰显和传播。个人主义哲学占据主导，与社会相比，个人变得更重要了。
难怪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里随处可见孤独的人物形象，他们为了寻求个人的心理成长和自由，与充满敌意、冷漠无情的世界相抗衡。的确，世界文学中有很多孤独的身影，从古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遭受驱逐的罗摩，到17世纪法国德-思德瑞小姐遭遇绑架的故事。这些故事的内核便是个人与整个社会的对抗或者对变革的追求。然而，讲到寂寞（aloneness）以及之后19世纪小说中的孤独（loneliness），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其一，自塞缪尔·理查森1740年出版了《帕梅拉》（又译《美德报偿》）之后，越来越强调心理上的写实；其二，以工业化为大背景（以及相伴而生的社会想象和隐喻）；其三，公共/私人的分界越来越明晰，这就要求女性从家庭领域中获得情感上的满足和陪伴。
自18世纪起，布尔乔亚的文学形式开始拓展，目标读者是那些有相当程度的闲暇和教养、谙熟浪漫主义和个人主义文学隐喻的人群。孤独开始被用于小说和诗歌中，不仅象征主角为自身归属而战斗，还标志着他们在某种情感满足上的匮乏。多数情况下，不被社会接受和渴求浪漫伴侣是混合在一起的，正如I.D.哈代在《爱，荣誉和服从》（1881）中所写的那样：
泽布站在舱梯旁，俯视着身边正在聊天的人群，感到分外孤独。晚餐前，那位座位离她很远的先生吸引了她的注意。他朝她走过来，在昏暗的灯光下，注视着她晦暗不明的脸，想弄清她是不是“那个黑眼睛的俊俏女孩”。（第233页，黑体为笔者自行添加）
孤独的女性角色贯穿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从夏洛特·勃朗特《维莱特》（1853）到安妮·勃朗特《怀尔德菲尔府的房客》（1848），从乔治·艾略特的《弗洛斯河上的磨坊》（1860）到托马斯·哈代《德伯家的苔丝》（1892）。很多故事的主题都是情感反抗或殉道，故事的主人公也是之前“在墓碑上忍耐，向着悲哀微笑”的女性形象的变种。诚然，女主人公能够克服孤独，但大多是通过“读者，我嫁给了他”这种对现状的默许，以及浪漫爱情的理想得以实现来达成的——否则就会像《远大前程》（狄更斯，1861）中的郝薇香小姐一样迷失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