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惘的一代”的美国作家们(2)

厄内斯特·海明威
它对年龄较大的人们是有用的，因为他们一直在寻找一个词来表达他们不安的感觉，他们感觉战后的青年人——“燃烧的青年”——对生活的看法和他们不同。现在，他们没必要觉得不安了，他们看到冒犯社会标准或文学传统的言辞，只要说一句“他们是迷惘的一代”就好了。但这个词对年轻的一代也一样有用。他们长大成人，上了大学，经历了一个正在发生巨变的时期，时代的影响在当时似乎比阶级或地域的影响更大。现在，他们终于有了一个标签，用它来表达他们与老一辈作家的疏离感，与同时代作家的亲密感。在这个标签里，名词比形容词更重要。他们也许迷惘，也许不迷惘，将来会搞清楚这个问题的；但他们已经有了共同的历险，形成了共同的认识，因此我们可以把他们称为是一代人。
在这些方面，就像他们的认识本身，他们都和前代作家不同。在1900年前，地区和乡土的影响相对更重要。两个出生年代相差十五或二十年的新英格兰作家——比如爱默生和梭罗——或许比和他们同年出生的弗吉尼亚人或纽约人更具相似性，你只要比较一下爱默生和爱伦·坡，或比较一下梭罗和惠特曼就能明白了。文学尚未以纽约为中心，老实说，在太平洋的此岸还没有任何中心。当时有纽约流派，有康科德流派，有查尔斯顿流派，后来又有了印第安纳流派和芝加哥流派。属于前三个学派的各个年龄层的人们也可能属于别的学派，而在一个作家们纷纷迁往大都市的时代里是看不到这样的风景的。
出版业，就像金融业和演剧业一样，在1900年后开始崭露头角。地域传统渐渐消亡，所有的地区都在变形为一个整合的大市场，里面出售的是汽车、象牙皂，还有成衣。在新一代作家们的童年时期，这种进程仍在继续。无论他们出生在新英格兰、中西部、西南部，还是太平洋沿岸，他们所处的环境都基本相同；在古老的南部情况略有不同，有些当地的习俗仍保留了下来，但现在正在急遽消失。这些作家们的童年时期受家庭条件的影响比受地理的影响更甚，不过即使说经济条件，他们也大致相同。很少一部分作家出身于豪门，更少一部分出身于贫民窟。大多数人都是医生、小律师、红红火火的农场主或苦苦挣扎的买卖人的后代，在那个生活开销更便宜的年代，他们的家庭年收入大概在两千美元到八千美元之间。因为他们的小伙伴也都来自中产阶级家庭，他们就天真地以为这是一个没有阶级区分的伟大的社会。
除了一小撮人以外，他们全都是公立学校的孩子，他们在那里学习相同的教科书，唱相同的歌，相当温和地反抗相同的校纪校规。在他们就读的大学里，一般离他们的家乡有一定距离，他们渐渐地摆脱了身上的地方性特质，学会了说一口标准的美国式英语，增长了国际范围的广博知识。不久，他们就将出发去法国参军，在那里他们将共同体验一种突如其来的复杂情绪：无聊、恐惧、兴奋、骄傲、冷漠以及好奇。在乏味的《凡尔赛和约》谈判期间，他们体验了同样的低落情绪。之后，他们将再次回到普通人的生活中去，就好像他们都是在度长假的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