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普尔索普去世30年」“霍乱”时期的自我、欲望与死亡(8)

三、“霍乱”时期的遗照
1985年，梅普尔索普给自己拍摄了两张自拍像：一张头顶戴角，少有的使用底光拍出了狰狞的面目，眼神凄厉，仿佛恶魔附身般变了一个人；另一张采用慢速快门和闪光灯拍摄：转头的瞬间，眼神忧郁，发际稀疏，已显老态……第二年，他检查出感染艾滋病毒。

Self Portrait, 1985 Robert Mapplethorpe Foundation

Self Portrait, 1985 Robert Mapplethorpe Foundation1980年代，对于“浮出历史地表”的性少数群体而言是一个萧瑟之冬，艾滋病的出现及其后围绕着它所建构出的一系列疾病隐喻和污名导致男同性恋群体面临着双重压力：一是主流社会的进一步敌视和压制，保守政府部门（美国的里根政府、英国的撒切尔政府）的不管不顾；二是艾滋病并发症的迅速和致命，导致许多年轻生命纷纷凋落。纽约激进同志组织ACT UP建立者之一、戏剧家拉里.克莱默（Larry Kramer）曾在采访时说：“经过80年代，我的许多朋友都死掉了！”在根据其同名戏剧改编的电影《平常心》中，便表现了男同性恋群体在这一“霍乱”时期所遭遇的不幸与艰难。
就如苏珊·桑塔格在其著作《疾病的隐喻》一书中所指出的，自古以来人们对于疾病，尤其是大型传染病——如瘟疫和霍乱——都会建构一系列的隐喻，其中掺杂着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宗教和道德因素。艾滋病同样未能幸免，保守势力把它称作“同志癌症”（gay cancer）；宗教势力则宣传这是上帝对性少数群体堕落的惩罚；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男同性恋群体选择的性滥交生活方式带来的自作自受……感染艾滋病毒的个体更是从根本上被排除出社会，沉重的污名导致感染者不得不承受多重压力，而造成心理和精神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