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权运动50年后，人们还应等待被一个“弥赛亚”拯救吗？(2)

这种提名结果的一部分原因无疑是电影制作团队的精打细算。他们很明白好莱坞仍然没有激进到会把最佳主角的奖项颁给一个扮演黑权革命领袖的黑人演员。毕竟就在2006年，芝加哥市议会还拒绝支持人们将一条街道重命名为“弗雷德·汉普顿”。但获得奥斯卡奖项对于这样一个电影项目来说又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关系到影片本身的总票房以及后期的类似项目是否能够顺利立项。因而，在提名名单上出现了这样啼笑皆非的一幕。现实的保守氛围总是让激进的制作必须作出一些让步和妥协。
但是，这种尴尬并不止于奥斯卡提名。如果将这个项目的制作初衷与最后成片进行比较，我们就很容易发现，它已经完全不是一部以弗雷德·汉普顿为主角的传记片。主要情节是在为革命而牺牲的领袖与出卖领袖的叛徒之间展开的。因而，影片的重心，如果不是完全转移了的话，至少也是被分散了——从革命工作的展开，分散到国家暴力机器对革命组织的破坏上来。更具体来说，这里采取的好莱坞谍战片模式，使主要矛盾转移到革命领袖与革命叛徒两个个体之间上来。仿佛如果没有“犹大”的出卖，“黑弥赛亚”就能顺利地拯救众人。这种潜在的剧情设定显然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
最终，这部电影成为对好莱坞老派黑人导演斯派克·李（Spike Lee）的某种回应。在斯派克·李前年的作品《黑色党徒》中，他塑造了一个与黑豹党革命成员并肩作战抗击3K党等白人极右势力的黑人警察的形象，仿佛这位警察也应该被视为一个黑人权力运动的英雄来对待。但是这引起了另一位黑人年轻导演布茨·赖利（Boots Riley）的强烈不满和公开批评。后者实在无法接受，在有大量黑人警察实际上充当白人体制的情报人员从事破坏革命活动的历史现实之下，这位极具影响力的老导演会拍出这样具有误导性的作品。布茨·赖利所列举的例子之一，正是我们在《犹大与黑弥赛亚》中看到的这个：威廉·奥尼尔导致了弗雷德·汉普顿的死亡。
这种舆论战无疑是必要的。但由于内容侧重上的调整，影片对芝加哥在1960年代的政治环境缺乏刻画，从而使得芝加哥黑豹党的种种政治工作脱离了具体语境。一个最大的问题在于，影片对1960年代以戴利市长为首的芝加哥民主党执政机器没有任何交代。而专制的戴利执政机器（The Daley‘s Administration Machine）恰恰是芝加哥种族歧视政策巅峰造极以及警察暴力泛滥的主要原因——这使得它成为当时芝加哥黑豹党在政治上主要的反对目标。也正是在戴利市长的授权之下，芝加哥警察局对1968年在芝加哥反对民主党大会的新左派们进行了暴力镇压。影片的这种忽略的确颇令人费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