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权运动50年后，人们还应等待被一个“弥赛亚”拯救吗？(6)

影片并非没有对性别问题的检视。我们能够看到当奥尼尔在政治学习中对一位黑豹党女性进行语言骚扰时，弗雷德口头申明了纪律，并要求奥尼尔在女性成员的监督下完成纪律规定的体力惩罚。我们甚至可以看到当黛博拉·约翰逊（Deborah Johnson）怀孕时，她与奥尼尔之间形成的某种张力。她声言奥尼尔只需要在外进行革命演讲，并像他所说的那样把自己的身体奉献给革命，因为他的身体里并没有另外一个生命。但是像她这样的女性黑豹党员却需要在革命者身份与母职之间进行选择。汉普顿对女友的质疑显然是缺乏理解的。他认为黛博拉之所以产生自我怀疑，仅仅是由于她对与一个牺牲自我的革命者一同生育这件事本身感到后悔。这里的暗示无疑是，一个革命男性更具有比革命女性成为弥赛亚的可能。
黛博拉与汉普顿之间的冲突在二者对革命的肯定之中得到和解，但这正是影片的问题所在。现实比影片的叙述要残酷的多。儿童养育问题成为芝加哥黑豹党女性成员在1970年代选择大量退出的关键原因。也许，芝加哥黑豹党像奥克兰总部那样建立起社区儿童抚养所，本可以让这个情况得到改善。但儿童抚养所的问题在于，由于革命母亲需要接受男性领导的调遣，她们往往与自己的孩子分离。这里还有更多问题没有来得及讨论——革命应当止步于家门口吗？为什么我们往往认为社会革命就要比家庭/性别革命更重要？革命进程中家庭内部的家务分工问题就不重要吗？一种基于性别不平等的等级制如何影响了革命组织乃至革命路线，它本身如何可能被革命呢？血缘继承制是否也成为了革命组织中等级制延续的一种机制？极具男性气质的克里斯马型领袖本身是否也是性别等级制的一种产物？
我们不应该期望一部影片带给我们答案。但这或许都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
在黑权运动高潮退去的50年后，人们还应该等待被一个弥赛亚拯救吗？也许“黑命攸关”（BLM）中的活动家给了我们一个阶段性的答案：“我们并非没有领导的，而是充满领导的。”（we are not leaderless，we are leaderful.）这也是对弗雷德·汉普顿革命演讲的最新诠释。在那段演讲中，他说：“你可以谋杀一个革命者，但是你不能谋杀革命。你可以谋杀一个自由战士，但是你不能谋杀自由。”让我们将这句话铭记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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