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制度、权力和网络，理解“我们”与“他者”之间的边界

作者｜安德烈亚斯·威默（Andreas Wimmer）
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和政治哲学教授
行动者显然不能自由地选择他们最喜欢的策略——无论是“反转”规范等级结构，还是简单地跨越边界进入主导群体。因此，下一步在于确定由行动者所处的社会场域的结构所产生的约束条件。正如以前所指出的：第一，行动者受到制度环境的约束、支持和诱导，这种制度环境使得划定某些类型的边界（族群、阶级、地区、性别、部落或其他）显得更加合理和有吸引力。第二，权力分配界定了个人的利益，进而决定了哪个族群分化层次将被认为是最有意义的。第三，政治联盟网络将影响谁会和谁不会被视为“我们中的一员”。

《族群边界制定：制度、权力与网络》[瑞士] 安德烈亚斯·威默 著徐步华 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1月
制度框架
制度激励行动者划定某些类型的边界，例如族群边界，而不是阶级或性别边界。一些学者强调了宏观政治制度的转变，如从间接统治到直接统治的转变或民族国家形态的传播，而另一些学者则研究了导致行动者强调族群边界而不是其他边界的中层和微观制度机制。这种制度主义研究路径与各种微观社会学传统形成鲜明对比，后者认为族群边界是从认知、行动或互动的细节中“涌现”出来的，这些细节以不同的方式被设想为交谈际遇[例如，在戴（Day 1998）所采取的民族学方法论传统中]、表演行为、理性选择或信息的认知处理。
为了本书的目的，我把特定制度安排的出现和扩散视为外生的。我关注的是民族国家制度的特殊性，它为当代世界提供了政治组织的基本框架，充当着“象征权力的中央银行”（正如布迪厄所说），并且采取了大量通过使特定的分类边界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相关来实施该边界的手段。对民族国家为族群政治提供的激励措施的分析，为理解为什么当代政治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关于划定、维护和转变族群性、种族或民族性的边界，提供了一个关键的起点。这一论点借鉴了日益增长的研究传统，该传统着眼于民族建构与少数族裔形成之间的相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