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制度、权力和网络，理解“我们”与“他者”之间的边界(2)

虽然认为帝国或前现代的领土国家对塑造和监管族群边界完全不感兴趣有点夸大其词，但从帝国到民族国家的转变为国家精英采取族群边界制定策略提供了两种新的激励。首先，政府的族群民族代表性原则，即同类应该统治同类，成为了任何合法国家的惯例。它为国家精英在文化和族群方面系统地同质化其臣民，提供了主要的制度激励，通常是通过扩大自己群体的边界和宣称自己族群的背景、文化和语言形成了其他所有人都应该渴望融入其中的民族熔炉。其次，民族国家也需要用族群术语来界定其领土边界。跨族群的、普遍的帝国统治原则——以安拉、文明传播、革命进步的名义——意味着一个政体的领土范围从未用族群民族术语来定义。然而，在现代民族国家中，只有由民族聚居的领土才应该被归并到政体中。因此，界定民族的族群边界具有核心政治重要性；也因此，国家精英被鼓励去推行上述民族建构和少数群体形成策略。
民族国家还为非精英，尤其是“少数族裔”中的政治倡导者提供制度激励，以强调族群划分而不是其他社会划分。族群民族代表性的原则可以通过将其应用于少数群体本身而被“颠倒过来”。这样，少数群体就可以通过规范反转的策略，转变为“民族”。通过唤起族群民族代表性的逻辑，他们可以要求为自己的群体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或者至少在现有的国家中得到公平的代表，例如使少数群体文化在国家博物馆中获得尊重和荣誉，使其语言被认可为在学校和大学里教授的官方用语，等等。
对于广大民众来说，民族国家还提供了推行族群边界制定策略的激励措施：多数群体成员可能在就业、婚姻和住房市场的日常互动中歧视少数群体，即便他们不被鼓励这样做，他们也觉得有理由这样做，因为他们已经因代表了一个特定国家的“人民”而变得有尊严，因而有权在社会舞台上享有特权地位。他们可能会强行实施针对少数群体的边界，或者通过将成员融入民族大家庭来鼓励边界扩张。少数群体被鼓励去跨越边界融入民族多数群体并采取转变和同化策略，以克服新的排斥和歧视结构的后果，或者相反，通过边界模糊来转移与其少数群体地位有关的污名：强调村庄、大洲或全人类作为身份认同的主要焦点和人类尊严的主要来源。
民族国家的族群逻辑因塑造了许多行动者的边界制定策略，并渗透到许多不同的社会场域。划分民族与它的各种“他者”之间边界的精确方式因社会而异。这一边界的性质随之决定了少数族裔在公共领域提出的主张的类型。在英国，民族的种族化边界反映在移民组织自我认同的体征性族群模式上；而在法国，移民组织很少将自己的支持者描述为种族少数群体，相反，这些组织将自己的地位描述为在政治和法律上被排除在公民共同体之外。在荷兰、德国和瑞士，民族认同更为普遍，而“种族”作为一种认同标志，几乎没有在少数群体政治的话语剧目中出现，这与民族多数群体定义自己和移民他者之间边界的方式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