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制度、权力和网络，理解“我们”与“他者”之间的边界(4)

最后，非裔美国人工人阶级利用宗教普遍主义和凸显关爱型人格的价值，来强调他们属于道德分歧的正确的那一边，从而再次不再强调黑人和白人之间既有的等级。这些群体中的每一个都以这种方式与黑人白人之间的划分相联系，从而赋予他们自己的道德价值和社会地位主张以合法性，并将自己置于威望金字塔的顶端。
其次，权力资源禀赋不仅决定了一个人将采取哪种族群边界制定策略，而且还决定了她可以任意使用哪些边界实施方法，从而决定了她所偏爱的族群分类模式对其他人的影响程度。显然，只有那些控制国家机构的人才能使用人口普查和法律来实施某种边界。只有那些掌握暴力手段的人才能将他们所诠释的族群方案变为现实，通过杀害“天主教徒”、“什叶派”或“波斯人”，或重新安置“鞑靼人”和“德国人”，从而制造了天主教徒、什叶派、波斯人、鞑靼人和德国人。与那些从属的个人和群体的歧视性做法相比，那些控制着关于雇佣谁、在哪里修路以及向谁提供信贷方面决策的人的歧视产生的影响要大得多。
然而，我们不应过分夸大主导的族群边界制定模式的霸权力量。虽然强大的行动者可以使他们对社会世界的愿景为公众所知，并对所有人的生活产生影响，但从属者可以发展出将社会世界划分为群体的其他模式，而不是主导行动者宣传的模式（请参见詹姆斯·斯科特的“隐藏的文本”概念）。正如上一章所讨论的，有时强加的类别会被边界收缩策略所抵消：坚持“是”牙买加人而不是黑人，或者“是”辛纳坎特科人而不是印第安人。有时边界扩张是答案：是穆斯林而不是巴基斯坦人或者是“上帝的子民”而不是黑人。在其他情况下，边界模糊是反霸权的选择策略：勾选美国人口普查中的“其他种族”复选框。
这种反话语（counter discourses）——或者以更浪漫术语表达的“抵抗”——的可能性和存在，对这里提出的模型至关重要。它使我们能够避免将强大行动者的分类策略与日常生活中的群体形成等同起来，进而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从属行动者在什么条件下采取反策略，他们何时接受强加给他们的类别区分，从而将类别转变成一个群体，并将类别区分转变成一个社会边界？下面我将回到这个问题。
政治网络和边界位置
制度框架和权力差异解释了行动者是否选择族群边界制定策略以及选择何种策略。如果有强烈的制度激励，他们将采用族群分类，而不是区分阶级、男女、宗教、村庄、部落，并且他们将选择族群分化的层次和诠释现有的边界，以确保个人是那个值得尊敬、正直、有尊严的类别的正式成员。但是，“我们”和“他者”之间的边界究竟会划定在哪里呢？哪些人将被分类归入哪些族群？在这里，联盟网络开始发挥作用，这是我提出的框架中的社会场域的第三个特征。